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研究现状及其理论特质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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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研究可谓多维度、多视野；相对于当代西方环境哲学来说，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有着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个性；它既是对西方环境哲学的积极扬弃，又是对“生态文明”塑造的时代回应。?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独特个性

　　Abstract: Marxist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has adopted diverse perspectives in current research, and ?pared? with modern wester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it is characterized by richness and uniqueness. It is an academic response 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odern wester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Key words: Marxism;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uniqueness
　　
　　环境哲学是针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和环境问题，在生态科学最新发现的基础上，在世界环境运动的催生下，所引发的对人与自然关系及其相关问题的重新反思。它以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核心旨趣，以什么是人、什么是自然、人与自然关系、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些关系、自然究竟有没有价值以及有什么样的价值等为主要研究对象。
　　
　　一、“纷乱”与“对抗”：环境哲学研究的总体状况
　　
　　总体说来，当前国内外环境哲学的研究现状基本上可以用“纷乱”和“对抗”予以概括。?
　　说它“纷乱”，是因为，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与“环境”或“生态”有关的哲学名词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以致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如“生态政治学”、“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由主义”、“生态无政府主义”、“生态女权主义”、“生态法西斯主义”、“生态社会学”或“社会生态学”、“环境社会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美学”、“环境后现代主义”、“环境思想”、“环境正义”、“科学技术生态学”，等等。与此同时，国外学界对上述诸“学”的研究也呈现出了繁花似锦、欣欣向荣的局面，例如，美国就先后出现过以布克钦为代表的“社会生态学”、以奥康纳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生态学”、以福斯特为代表的“马克思的环境思想”和以麦茜特为代表的“激进的环境思想”等[1]；日本也先后出现过岛崎隆对马克思“自然”概念的解读、尾关周二对人与自然“共生”理念的阐发、岩佐茂对“循环型社会”的探索、龟山纯生对东方传统思想环境伦理价值的挖掘、高田纯对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研究、森冈正博将环境伦理和生命伦理相结合的尝试、武田一博对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女权主义的讨论、牧野广义对环境民主主义的强调、河野胜彦对生态中心主义的倡导，等等。[2]一句话，与“环境”或“生态”相关的哲学词汇或哲学思潮似乎在一夜之间全都成了“显学”，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台”?之势。??
　　说它“对抗”，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环境哲学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便是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尖锐对立（参见杨通进、谢阳举、彼得．温兹、戴斯．贾丁斯等众多学者的相关论着）。概括说来，在本体论上，前者彰显“荒野”的系统性、自组织性和先在性等，主张“荒野”自然观；后者彰显自然的可分解性和可还原性，主张机械论自然观。在价值论上，前者主张自然的“内在价值论”，后者主张自然的“工具价值论”。在认识论上，前者主张整体主义的“生态学范式”，后者主张科学主义的“笛卡儿范式”。在方法论上，前者主张“敬畏自然”的自然无为，后者主张“控制自然”的恣意妄为（当然，在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相比，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虽然在“量”上从“强式”走向了“弱式”，其控制自然的手段有所变化，但在“质”上，其控制自然的理念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是同质的）。在国内，“走出”还是“走进”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虽然持续了二十多年，但至今没有达成统一的、有说服力的共识。?
　　基于上述“纷乱”与“对抗”，如何整合与超越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这是当前环境哲学迫切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哲学，以结束当前环境哲学领域里的“喧嚷”与“嘈杂”，从而更好地回应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是国内环境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二、多维度、多视野：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研究现状
　　
　　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是我们解决上述难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撰写过专门的、系统的环境哲学，但是，透过马克思主义丰富的学术思想和绚丽的学术画卷，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我们随处可以领略到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思想的璀璨。?
　　关于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意蕴及其理论意义，近年来，国内很多学者分别从不同的维度、不同的视野做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与揭示。?
　　有从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形成史维度加以阐发的。例如，学者禹国峰认为，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具有自身的生成理路：异化史观下的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形成的前奏，科学实践观的提出和人与自然和谐思想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生成，而自然价值论对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误读与现代性困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发展的曲折和现代境遇。但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仍是现时代不可逾越的科学的环境哲学。[3]?
　　有从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科技观维度加以阐发的。例如，学者解保军认为，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有着明显的生态学价值取向，他主张应用科学技术的手段，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发明或改进新的生产工具，变废为宝，节约原材料，减少废物排放，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马克思科学技术观的生态维度与当代科学技术的生态转向是一致的。[4]?
　　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加以阐发的。例如，当代日本哲学家岛崎隆在全面解读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基础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环境生态思想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这种“关联”集中体现在人与自然的三重结构上，亦可称之为“自然在人面前呈现的三种面孔”，即人与自然的“主－主”关系（自然和人一样是平等的主体）、“主－客”关系（人是自然的改造者与呵护者）和“客－主”关系（自然是人的缘起者和养育者）。据此，岛崎隆得出结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本来就含有生态学观点的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环境问题同样适用”[2]。?
　　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维度加以阐发的。例如，学者白雪涛认为，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把生态自然的恶化归因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把社会变革视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手段，把共产主义的实现看成是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这些环境哲学思想为人类克服全球生态危机问题指明了方向，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5]?
　　有从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产生语境维度加以阐发的。例如，学者曹志清认为，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思想零星地散落在他们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中，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形成一部像《资本论》那样的环境哲学巨著，没有从问题学的视角来讨论生态环境问题，但我们不能据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真理的光辉”；他们提出的人与自然统一的理论、合理调节人类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设想，以及实现人类从自然界两次“提升”的理想等，正是今天环境哲学研究的“基本内核”。因此，从时代问题出发，伴随一定历史语境，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叩问马克思、恩格斯，不断地同他们对话，研究他们曾被忽视的甚至是被遮蔽的思想，澄清被误解的内容，在理论上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思想，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途径。[6]?
　　当然，在绝大多数学者肯定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意蕴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就认为：“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方面属于一流的理论家，但他们两人确实没有把生态破坏置于资本积累和社会经济转型理论的中心位置。他们低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赖资源枯竭和自然退化的程度。他们不仅没有准确预见资本在‘自然的稀缺性’面前重构自身的能力，也没有预见资本所具有的保护资源和防止或消除污染的能力。”[6]更有甚者，少数学者不仅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环境哲学成分，甚至还把环境破坏、人类中心主义的盛行归因于马克思，认为马克思主义过分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只把现实的人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片面强调“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从而遮蔽了自然的系统性、有机性与客观异在性，在实践上加速了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加剧了生态恶化与环境的破坏。例如，帕斯莫尔就说过：“没有比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的思想传统对生态学更加有害的思想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