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初定金川战争钩沉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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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闰七月，乾隆皇帝接到讷亲、张广泗二人意见向左的奏疏。张广泗认为：“(大金川)目下已日食不继，将来必益无以为生，可以坐待其毙。……今冬明春当不难犁庭扫穴矣”。

　　而讷亲认为：“我兵果能奋勇争夺数处，贼必内溃，然尚有不得不过虑者。贼巢食用果否至于匮乏，究难臆揣，而我兵攻剿以来，一无可乘之机，且卡撒、昔岭二路，尚系臣亲临督战，乃攻扑数次，未见得寸进，朝夕筹商，终无善策。迨至冬寒春冷，士气恐益不扬……如至冬间，尚然顿阻，似应减撤久役汉土兵丁，令留驻官兵时用炮击碉卡，则贼亦不得休息。俟明岁再加调精锐官兵三万，厚集军威，于四月进剿，则我兵丁足以分布直捣，扫穴犁庭最迟不逾秋令”。

　　接着，讷亲又在另一奏疏中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来岁加调官兵，计增粮饷，需费数百万……若将我兵酌留万余名据守要害，相机随时用炮攻击贼碉，使之不得休息。其接壤土司，令各于本境自为防御，似狡寇亦能坐困。第久驻终非长策，若俟二三年后，再调集官兵乘贼疲困，全锐进捣，自必一举成功，此二三年内，或有机会可乘擒获贼酋，亦未可定”。同时，还奏告张广泗偏袒贵州籍将领，“其好恶每多不公，人心不能悦服”，且“兵虽四万有奇，分路太多，在在势微力弱……臣与督臣势难共事”。可见，两位主帅之间的分歧很大，对敌情的估计不一，对战略选择和战争进程的看法都不尽相同，以至有了很难共事的无奈表白;讷亲前后所奏不一，已是胸无谋略，方寸大乱，而且把劳师糜饷的责任全部推到张广泗的身上，作为经略，却似毫无责任可担，其原因则是 “与督臣势难共事”。

　　乾隆皇帝阅过奏折后，既气愤又忧虑。他批到：“岂有军机重务，身为经略而持此两议，令朕遥度之理?如能保明年破贼，添兵费饷，朕所不惜。如以为终不能成功，不如明云臣力已竭，早图归计，以全始终。”又说：“览所奏军营现在情形各折，几于智勇俱困，金川小丑，不意负固难于剿灭遂至于此。

　　官兵攻扑进不能前，退不能守，即小小获胜，尚未伤彼皮毛……卿等身在戎行，目击不能确有成算，游移两可，朕于数千里外，何从批示?何从传谕?且大兵有四万之众，彼止三千余人，何以彼应我则觉有余，而我攻彼惟虑不足?日久悬望军营消息，而奏到乃复如是，殊非所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