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重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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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总结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当然可以从许多角度。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以及实行这两种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最重要的角度。改革开放之前的种种曲折和改革开放之后的巨大发展的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然而，是否正确地处理了这两种关系无疑为其中的关键。改革主要改的什么？开放又主要对谁开放？其实质恐怕就是对这两种关系的处理。由于有着几千年以封闭、小农、专制为特征封建史，有着近代100年以半殖民地半封建为特征的屈辱史，有新中国成立后以实行苏联模式为特征的建设史，所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并非一路顺风，而是

一、是改革的“试验田”，还是旧中国的“租界地”？


既然背负着1949年之前100年和1949年之后30年两大沉重包袱，中国的对外开放就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冲出“围城”难，冲出一个建造时间久远而又十分坚固的“围城”就更难了。
比如，特区的名字从开始的出口加工区改成经济特区就曾有一番周折。原广东省特区办副主任、中央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回忆说，“我们觉得是不是可以在特区的前面冠上‘经济’两个字。当时世界也没有哪个地方叫经济特区，没有这个名词，有的只是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那么这就存在着一个怎么翻译的问题。按照中国人来说，经济这两个字，可以解释为低档的、便宜的。我记得过去解放以前，我在街上看到有经济客饭这几个字，翻译出来会不会有这些误会？后来又请了香港的一些人专门来谈，又把这个意见向省委、向国家进出口委员会汇报了，得到了他们的同意。”
其实，当时人们更多考虑的是政治上的因素。一些研究经济特区的著作都有专门的一章或一节探讨特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又如，中国第一批合资企业的申报书上，不但有邓小平的签字，还有十二位副总理的画圈。
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而说明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反映了人们思想解放的程度和新旧思想的交锋。“如此谨慎，如此持重，是因为合资企业将深刻地冲击我们经济体制中的规章制度和思想观念。”

在改革开放之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考定式：单一公有制、高度集中管理手段、平均主义分配形式和清贫的生活水平，是纯粹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则，即姓“社”的，而多元化的所有制（特别是私有制）、市场经济、分配上的差别（特别是比较大的差别）和富裕的生活水平，则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则。它们之间不仅是不兼容的，而且是绝对的、全方面的对立。在中国的“史无前例”时代，有一句著名的“豪言壮语”，那就是“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也不栽资本主义的苗”。类似的话语，在铁路有“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在厂矿有“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既然是绝对对立，那就应当彻底铲除资本主义，一点儿都不能留。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这种理论达到顶峰的时候，便出现了“割资本主义尾巴”、“批资本主义法权”和“赶社会主义大集”等奇观，其基本的理论依据就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讲话。
1974年10月20日，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毛泽东讲，“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
同年12月26日，在听取了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毛泽东又对周恩来、王洪文等人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绝对地对立，对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到交汇点的冠以“修正主义”帽子大加鞭挞，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最大的思想负担，是最大的包袱，也是最大的障碍。今天回过头去看，当初创办特区的那些想法以及特区所具有的那些特征，用传统的姓“资”姓“社”的标准来衡量，毫无例外地都属于姓“资”的范围。正因如此，才出现了围绕特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问题出现的许多争论。
最初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涉及到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即特区会不会变成旧中国的租借地？
这是特区开始创办时相当一部分人的担忧。“由于特区是在我国长期闭关自守的格局尚未根本打破的情况下并且是作为打破这一格局的特殊举措而突然创办的，因此，当时许多人还不理解引进外资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从特区想到了旧中国的‘租界’，担心特区会不会变成租界，是不是殖民地？1979年上半年，正当蛇口机器轰鸣、劈山填海之际，有位抗战时期曾经在这里打过游击的老战士泪流满面，痛心疾首地说：‘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土地，给你们一下子卖掉了。’这种心态不只是老同志有，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不同程度地也怀有类似的疑虑。”
办特区、打开大门让外国资本家前来投资办厂，而且还要给他们许多优惠条件，对于绝大多数还不敢越传统的“社会主义”雷池一步的人来说，这不是重新“租界化”和“殖民地化”，又是什么呢？甚至在1982年的时候，有人还在报上撰文告诫人们说，“外国侵略通过历次《租界章程》大肆掠夺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惨痛事实，暴露了中国封建制度及其官僚主义在同国际资本打交道过程中的极端腐朽和无比昏庸。对于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来说，它则是不可忘记的一页。”对此，有的学者指出，这似乎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不要使特区沦为租界，实质上是不赞成甚至反对我国试办经济特区思潮的折射。

与此相适应，争论还涉及到了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体制的关系问题。外资进入特区之后，基本上实行市场经济运作方式，许多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打破了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运作的模式。所以，从这个角度同样也产生了特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的疑问。对外开放之初，就整体而言，中国实行的还是计划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有限调整，还谈不上对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革。这也加重了人们对特区会姓“资”的担忧。
为了消除这种疑问，先是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们将特区严格划定在经济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秦文俊讲的那段话外，邓小平1987年4月对南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回忆说，“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
中央对这个问题明确表态是在198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记要》明确地提出，“这些疑问是没有根据的。我国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特区内全面行使我国国家主权，这和由不平等条约产生的租界、殖民地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特区是扩大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经济的比较成功的好形式。对我国来说，特区是我们学习与外国资本竞争、学习按经济规律办事、学习现代化经济管理的学校，是为两省甚至全国训练和造就人才的基地。”

尽管如此，关于特区究竟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还是持续了很长时间。对此，有的学者是这样总结的，“最初的担心集中在特区会不会成为‘租界’和‘殖民地’这样的问题上。特区的实践很快证明，特区与‘租界’毫无共同之处，特区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行与内地一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扫除人们的担心，主要原因在于，特区接连不断地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而这些举措恰恰是长期被资本主义社会所用而为我们所严厉批判过的东西。因此，关于特区姓社姓资的议论就从来没停止过，直到小平同志1992年视察南方时的讲话系统回答了这些议论之后，议论才逐渐平息。”
事实上，平息并不等彻底消失，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争论又时常围绕着这样或那样的具体问题表现出来。这是后话。
中国由自我封闭走向对外开放是艰难的，同样，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不轻松。特区创立伊始，除了上面讲过的姓“资”姓“社”争论之外，还有其它与这个问题有关的阻力。做一个形象的比喻，一方面，刚刚打开国门的时候，进来的不仅有凤凰、孔雀，也有苍蝇、蚊子，甚至即使是凤凰、孔雀，带来的也不全都是令人赏心悦目漂亮的正面效应，也有野性十足贪婪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长期“笼养”的动物突然获得自由走出去的时候，或者不知所措或者校枉过正，在出现新生机的同时，也有畸型发展、严重违规的现象。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广东、福建两省的经济犯罪一下子多了起来，“经济领域中的走私贩私、投机诈骗、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和集体财产窃为已有等严重违法活动，已经比1952年‘三反’、‘五反’时严重得多。各种恶性刑事犯罪案件增加。少数人崇洋媚外，丧失人格国格，甚至发生出逃叛国现象。”于是，继续扩大对外开放还是赶紧收缩关门的问题就提到中央的议事日程上来了。这集中地体现在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以及会后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发的会议纪要中。

对于如何解决上述问题，除了加强党的领导，将打击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斗争进行到底之外，文件还提出两方面措施，一是号召人民充分认识到经济领域中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在反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做坚定的、清醒的和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二是提出要认真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促进对外经济活动的健康进行，继续试办好经济特区。前者有些抽象，稍后再说。后者比较具体，针对广东提出了四点要求，“（1）加强计划管理，坚持综合平衡，把一切经济活动纳入国家计划。（2）加强对外经济活动的统一领导，除经国家批准的单位按国家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外，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对外经济活动。（3）采取有效措施稳定物价。办法是，一是逐步增加国家对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比重。二是制止滥发奖金。三是基本建设要量力而行。（4）大力整顿党风，严肃党纪。”
不难看出，这些具体的解决办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要回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在这样情况下，至于说如何“继续试办好经济特区”，这份文件的主导思想实际上是“继续试办”、“加强防范”和“暂不扩大”。对此，有两个佐证。第一，它转述了陈云在1982年春节讲的这样一段话，“今年春节，陈云同志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分子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第二，和这份文件下发的还有一个题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附件。当时党的理论权威胡乔木在座谈会上对此解释说，“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旧中国租界地的由来》这个材料，值得看一下，也可以发下去。那些外国租界，本来不是条约明确规定的，而是糊里糊涂地上了外国人的当，愈陷愈深，最后成了‘国中之国’。这对我们，特别是现在搞特区的各省市，很有教育意义。”陈云在这个附件上批示说，“此件发全国各省市。对于经济特区，要警惕这类问题。”
再回过头说比较抽象的那条措施。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措施，其实这方面的压力更大，这就是1979～1983年间理论界关系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1983年底1984年初全国大规模开展的反精神污染斗争。从当时的情况看，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讨论或争论虽然大多是从文学艺术、哲学历史角度进行的，但是所涉及的问题的实质仍是姓“资”姓“社”，如马克思主义是否包括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有没有异化等等，所针对的就是是否应当进行改革开放和如何进行改革开放问题。
反对精神污染斗争最初的含义，是反对文艺界、理论界和思想战线出现的“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可后来把女青年烫发、穿高跟鞋和新款服装、搽雪花膏，跳舞，栽花养草等等，都当作“精神污染”来反对，罪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无疑，这种“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对外开放以来的“引进”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评价已经逝去的人或事，说简单就简单，说复杂也复杂，但想一想当时特定的环境，所有这些都不难理解。然而，这一切又都表明，1983年的时候，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面临着是继续向前走还是向后退的选择。也就是在这种关键时刻，邓小平首次发挥了他的舵手作用。1984年1月24日至2月10日期间，邓小平先同杨尚昆、王震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和厦门三个特区，并且分别为它们题了词。对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对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对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