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兼论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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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　毛泽东　传统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论文摘要]　社会潮流的巨大变化使传统社会主义走向终结。但终结的方式,中国与苏、欧完全不同。在传统社会主义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大转变的过程中,毛泽东有着不倦的探索,他尽管也有着与真理擦肩而过的历史缺憾,但仍不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先驱。毛泽东的历史缺憾主要是由于他对形势的分析和估计发生了较大的失误。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拥有一个时代,还启迪着新时代。

　　当世界上一部分人叫嚣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当东欧演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有些国家茫然不知所措,而在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却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我们来探讨传统社会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令当今世界不论是敌是友,都深切关注的历史大转变,同时探讨处于这一大转变过程中的新中国的伟大缔造者―――毛泽东,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一、第三次浪潮与传统社会主义的终结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诞生,结束了“桃花源”、《大同书》、“乌托邦”、《太阳城》那种理想社会的梦幻。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由理想变成现实。然而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日起,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了世界范围内一个最大最现实的历史性新课题。

　　在冷战和对抗中诞生了苏联模式。列宁过早谢世。在对付贫困、饥饿、内外部敌人的联合进攻,同那些认为落后的俄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斯大林创造了苏联模式。这一模式以高度的计划经济、单一的经济形式以及政治、思想、文化的封闭为基本特征。这一模式一方面也由于社会主义初创时期,它的建设者和领导者对它的幼稚的简单化的理解。这种简单化的理解,就实践根源来说,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要经历一个实践的过程;就理论根源来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只勾画了原则的简单的蓝图,没有也不可能开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具体而周到的处方。尽管马恩一再声明,不要把他们的学说当教条,可事实上,早期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领导者,几乎无例外地把马恩经典中的社会主义,当成了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不仅当成指导的理论,而且当成实施和操作的准则。马恩没有阐明,包括斯大林、毛泽东等社会主义早期领导者也没有认识到,实现经典中那种憧憬式的美好社会,这要经历一个由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渐进过程。而且这个过程的初级阶段,他们虽然朦胧感到不可能与资本主义完全割裂,可在他们指导过程中,不仅割裂了,而且错把目标当起点,错把结果当过程。操作上急于求成和简单化,企图“跑步跨入共产主义”。而且这种跨入,主要的不是从发展生产力着手,以为靠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穷过渡)就能实现。

　　我国在“左”的路线下形成“继续革命”模式。这是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模式。它以“一大二公”为基本特征,高度的计划经济,单一的经济形式,封闭的国度,是在同样的世界格局和大致相同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基础上,使这一模式与苏联模式基本一致。但在后来中苏对抗,中共内部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存在着路线分歧的情况下,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形势,提出了以反修防变为主要目标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国际两极对抗,中苏两党对抗,发展到党内两种思想路线的对抗。“继续革命”模式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作为建设的推动力,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

　　无论苏联模式,还是我国的“继续革命模式”可统称为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都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都是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探索。在农业合作化,在对资产阶级改造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捍卫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医治战争创伤,解决吃饭以及遏制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等方面,创造了不朽的业绩,有着重大的影响。但就其整体尤其是结果来说,在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上,探索是不成功的。应郑重指出的是十月革命后,列宁早在1921年就认识到,由于经济落后,战争破坏,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要发展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1](p.515-521),其后列宁从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成功中得到启示:“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工作“重心”的转变,从过去的“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其实就是经济建设上面去了[1](p.687)。他高兴地肯定“这种合作社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解决不了的难题。”[1](p.682)由此列宁开创了从经验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他构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经历合作社等中间环节[1](p.524、525),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要建立包括商品生产、租让制、贸易自由在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科学思想。毛泽东后来注意到“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2](p.322),可惜由于其后的冷战和对抗的时代潮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当然,除了上述两种模式,也还有其它模式的探索。比如东欧以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鉴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主张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1973年匈牙利的卡德尔发表他的著名讲话《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对废除市场的苏联模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完善了市场社会主义“自治模式”的理论,这是匈牙利1968年以来实行新经济体制改革―――以金融调节和种种刺激为中央计划的手段来代替命令和对生产商品进行实物分配的体制―――的经验总结。东欧模式显然受“兰格模式”―――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兰格30年代虚拟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3](p.8),由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处于两极世界的夹缝中,加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特殊的国情(小国),使东欧市场社会主义这一模式不但被窒息,而且至今还留下波黑、科索沃之类的后遗症。还有一些国家打起民族社会主义和福利社会主义的招牌,由于他们没有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或者压根儿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借鉴社会主义的一种改良,一种适应,根本谈不上是社会主义的探索。至于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本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是无需赘言的。

　　苏联模式、“继续革命模式”之所以不成功,最本质的原因在于世界潮流的深刻变化,这种深刻变化导致传统社会主义走向终结。作为社会形态,一种社会潮流,一种社会模式,资本主义是这样,社会主义也是这样。一个时代潮流的结束必然导致作为这一时代潮流产物的社会模式的终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势力的较量,以武力对抗为主要形式的第一大回合,以帝国主义的失败而告终;以思想文化渗透、经济竞争为主要形式、被称之为“和平演变”的第二大回合,社会主义遭受了重大挫折。值得深思的是,同样处于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两大回合,会有截然相反的结果?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世界潮流和平与发展代替了冷战与对抗。如果说,冷战和对抗,容易使处于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下,发挥自己的优势,取得对资本主义的胜利;那末,在和平与发展的新形势下,和平演变、经济竞争,则容易暴露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弊端,而基本解决温饱的人们,物质与精神要求多样化的客观趋势,使时间成为传统社会主义的严峻考验。时间使人们从起初由社会主义对旧制度的胜利,而建立起的对社会主义的热忱中冷静下来;经济竞争使人们面对许多实际问题,不得不开始思考处于和平与发展新形势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诸多基本问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20世纪中期,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以新技术革命为中心内容的“第三次浪潮”,给冷战和对抗的世界格局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由于长期寻找“黑色星期一”以来没完没了的经济危机的对策,有了抓住这一技术革命浪潮的思想准备,加上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有迎接这一浪潮充分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他们及时抓住了这一历史性机遇,首先在战略上,由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战略转为防御战略,致力于国内发展经济。其次注意总结第一大回合失败的教训,开始借鉴社会主义成功经验,使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第二个飞速发展的时期。而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三次浪潮来临时,却处于大致相反的情况下:缺乏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思想准备,也由于经济和技术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发展阶段,技术革命的要求还不迫切。更主要的是政治上的失误,当时苏联正起劲地推行勃涅日列夫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对抗中,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先后出兵布拉格、阿富汗;我们中国正处于“文革”的动乱中,中苏对抗又愈演愈烈。客观上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又面临领导集团的更迭,都没能及时把工作重心转入国内经济建设,致使经济上与资本主义的差距拉大。再加上新技术革命使世界成为“地球村”,封闭型的国度已成为不现实和不可能。这种经济上的落后,政治上的失误,思想、文化上的难以封闭,直接导致东欧演变、苏联解体。

　　1976年,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相继逝世。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顺利地实现了第一代领导集体到第二代的过渡,及时地把工作重点转入经济建设。80年代前期,农村改革的辉煌胜利,结束了我国近20年的徘徊局面。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广大群众特别是8亿农民得到了实惠,稳定了人心,使我国得以平稳渡过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及其后的东欧演变、苏联解体等一系列巨大冲击。虽然我国与东欧、苏联原来的社会主义,同属传统社会主义范畴,在第三次浪潮的冲击下,走向终结。但由于我们较早地实行改革开放,使我国传统社会主义的终结方式,与东欧和苏联完全不同。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先驱

　　新的世界潮流,决定了传统社会主义走向终结。但这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已经失败”,恰恰相反,在中国,我们找到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另一种结局:由传统社会主义转变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新的世界潮流中获得新生。邓小平为实现这一伟大转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在此笔者想从另一侧面谈谈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毛泽东在这方面尽管有缺点和错误,但仍不失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先驱。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是毛泽东思想的题中之义,是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所开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合乎逻辑的延伸和发展。许多为毛泽东及其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首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被证明很有生命力,现在仍为我们所坚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许多基本的制度、体制、方针、政策,成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要的前提和基础,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体制和政治协商制度;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共产党领导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设”,由党委领导、居中协调、独特的法制体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和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主旋律的思想政治工作原则;平等和睦的民族政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等。

　　毛泽东还深入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后来为邓小平同志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基础的许多著名的论断和原则:

　　关于发展道路,毛泽东历来强调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曾指出“认清中国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3](p.596)他批判党内一些同志“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2](p.320)五、六十年代,在中苏两党论争中,毛泽东多次反对照搬别国经验,反对以一国模式来指挥别国,强调要“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行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强调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经济。”[5](p.43、36)关于基本国情,毛泽东指出:“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6](p.399、400),“我们一为‘穷’,二为‘白’。”“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7](p.288)。

　　关于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社会主要矛盾及根本任务,毛泽东阐明了我国“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6](p.389)“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8](p.403)“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好好利用搞建设[7](p.270)。新中国成立之时,毛泽东及时告诫全党,必须重视经济建设,准备工作重点转移。他强调,若不发展生产,“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9](p.1318、1319)他号召全党:“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7](p.272)。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6](p.373)斯大林直到他逝世前一年“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但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10](p.356)党的八大修改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提法,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著名论断。其后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6](p.377),“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11](p.463)“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8](p.404)初步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和三步走发展战略。

　　关于改革开放,毛泽东同志阐明了社会主义需要改革,这种改革是“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他指出,“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2](p.318、319)“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之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6](p.374)事实上,毛泽东在这里阐明了社会主义需要改革,社会主义的改革是革命,社会主义改革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直接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理论基础的重要观点。

　　毛泽东强调建设社会主义要实行一条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也强调“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6](p.401)“外国资产阶级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的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改进我们的工作。”[7](p.287)“苏联的建设经验是比较完全的。所谓完全,就是包括犯错误”,“研究了它错误的那一方面,就可以少走弯路。”[12](p.473)毛泽东十分重视中国同外部世界的联系。为了打破当时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他做出了巨大努力。1957年毛泽东曾严肃指出:“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10](p.349)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他回顾苏美建交经过了十月革命后17年,他估计中美建交要经过18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同时暗示要等到世界发生大变化的时候。“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末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帐就越多。”[10](p.343)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当世界范围内以新技术革新为内容的第三次浪潮来临之际,当发达国家首先是美国,为了致力于国内发展经济,调整战略,由进攻转为防御,在新中国成立后23年,对峙的局面终于打破。由于毛泽东的英明决策,以乒乓外交的巧妙方式,实现了基辛格的秘密访华,1972年,尼克松访华成功,中美两国政府第一次发表了联合公报。所以邓小平指出:毛泽东“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13](p.172)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毛泽东早在1933年就指出红色根据地的建设“要把发行公债,发展合作社”,“巩固金融,发展贸易”,“经常地放在议事日程上”[14](p.110),“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的。”[15](p.120)建国前夕,针对新解放区恢复生产,强调“严格注意保护工商业。”[16](p.1179)并制订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17](p.1180)并指出:“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