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兴替：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土地法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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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明是人类与自然界互动的产物。人类文明的历史，是创造与环境相适的特定的生命体系与生产方式的历史。环境塑造了文明，中国为农业文明区。“人与土地的自然法则”形成了“原型亚洲文明”，而“人与土地自然法则”是决定社会变动的经济基础，它与前现代中国的王朝更迭密不可分的。这是前现代社会的困境所在。

　　关键词：

　　文明 环境 人与土地自然法则 皇朝兴衰

　　

　　文明是人类与自然界互动的产物。与野蛮相对应，文明反映了人类战胜野蛮的过程，也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历程。人类的生命活动（生产活动是人类主要的生命活动）总要受到环境的强迫、制约与影响。人类文明的历史，是创造与环境相适的特定的生命体系与生产方式的历史。文明本质而言，即人类的生命体系与生产方式。

　　文明是一个“大系统”，在自然环境的制约下与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类社会系统。“协调”、“配合”、“同步认可”是系统存在的基础。任何一种文明都必须作为一个协调运转，这种协调性表现出社会系统的稳定性。如果这种协调性被打破，社会系统的稳定结构也随之打破。因此，任何一种文明的存在与其特定模式的构成，是它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选择”的结果。每一个文明也就有了她自身的魅力。“地域的不同，气候的差别，对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有阻滞和促进的影响，对风土民俗，对这一地区的社会状况、观念形态，以至心理因素，都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引起世界各地区社会形态各具特点，都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引起世界各地区社会形态各具特点，多姿多样。” 文明可视为人类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社会构造及文化特点的总和。文明具有“总体系”的性格，“总体系”之下，又可分为如下四个“分体系”：

　　第一、环境体系。大陆、海洋、温暖、寒冷是环境体系的四大基本要素。这是文明的条件层面。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

　　第二、生产体系。人类在生产活动过程中和环境产生两种基本对应关系，即“人—土地”的对应关系和“人—海洋”的对应关系。如是基本对应关系，形成两种不同的生产体系，即亚洲大陆型农业式生产体系和欧洲海洋型工商式生产体系，由此人类不同的文明体系也就此形成。这是文明的核心层面。

　　第三、社会体系。人口、土地、市场、家庭、集团、政权、制度等是人类社会体系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是文明的外在支撑层面。

　　第四、文化体系。宗教、文学、艺术、哲学、伦理等是文化体系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是文明的内在支撑层面。

　　由此可知，文明子系统的变化或变动就会不断重塑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场景，本文探讨原型亚洲文明的“人与土地自然法则”及其所产生社会变动。

一、 　　文明与环境

　　（一）世界环境区与文明形成

　　文明是人类在征服、改造自然与社会环境过程中所获得的精神、制度和物质的所有产物。在文明体系构造中，环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有这一切人类社会生活的必要资料，无一不是由自然条件所供给以原料，经过人类劳动加工而获得的。所以，人类社会生活，是没有一时一刻曾经离开过自然环境或地理环境的。可见，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具有密切关系、重大作用。” 因而，要了解文明与环境的关系，可以从环境要素出发。

　　决定人类文明的环境要素有四个。其一为大陆（东方），其二为海洋（西方），其三为温暖（南方），其四为寒冷（北方）。根据它们之间的结合，可以把地球（前现代时期人类活动主要集中在亚欧大陆）分为四个环境区，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文明区。

　　第一环境区：温暖的大陆区。它的发布主要集中在亚欧大陆的东部和东南部，由于亚洲中部高地倾泻下来的若干条大河，并形成广阔的流域平原地区，这里先后孕育了人类社会的早期农耕中心：西亚的底格里斯河流域与幼发拉底河流域所形成的平原地区；东亚的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所形成的平原地区；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与恒河流域所形成的平原地区。这样,“就亚欧大陆而言，中国由黄河至长江，印度由印度河至恒河，西亚、中亚由安那托利亚至波斯、阿富汗，欧洲由地中海沿岸至波罗的海之南，由不列颠至乌克兰，乃至与亚欧大陆毗连的地中海南岸，都先后不一地成为农耕和半农耕地带，由此构成一个绵亘于亚欧大陆东西两端之间的、偏南的长弧形的农耕世界。”

　　第二环境区：寒冷的海洋区。这一区域的分布主要集中于亚欧大陆的西端即“欧洲大半岛”，这里海岸线37900公里，是世界上海岸线最曲折，最复杂的地区，多半岛和岛屿、港湾和深入大陆的内海。而爱琴海区域是古代克里特文明和希腊文明的发源地。因为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优于欧洲的其他地区。

　　第三环境区：温暖的海洋区。日本可以说是这一环境区的典型地区。

　　第四环境区：寒冷的大陆区。从东到西的长弧形农耕世界北边，大致和农耕地带平行，从西伯利亚向西，经由中国长城以北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然后向南转向阿拉伯半岛地区，同样形成了一个长弧形地带，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游牧世界。 即亚洲大陆的北部地区，气候干旱，雨量极少，大部分是高地草原和沙漠，这里没有大河流域及其特有的肥田沃壤，它只适宜放牧。

　　综上所述，亚欧大陆形成亚洲文明区、欧洲文明区、半欧洲文明区与半亚洲文明区。 寒冷大陆区（俄罗斯及东欧）一方面具有欧洲文明的性质，另一方面又具有亚洲文明的性质，可以说是“半欧洲”。温暖海洋区（以日本为典型），自古受海洋环境的刺激，工商业有所发展，“半亚洲”的特点很鲜明。第一环境区（中国、印度、中东等）和第二环境区（欧洲等）是世界最主要的环境区，它们是世界文明的主要诞生地。第一区由“大陆”和“温暖”两个环境要素，创造“原型亚洲文明”。第二区“海洋”和“寒冷”两个环境要素，形成“原型欧洲文明”。相对而言，第一环境区形成了“农耕文化”，而第二环境区形成了“重商文化”。因为“资本的祖国（商业民族）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成他们自己需要、能力、劳动资源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

　　（二）、亚洲生产样式决定“农耕文化”

　　农耕世界以农为本，产生与长期维持一种狭隘、闭塞、地方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前资本主义时期阶级社会农本经济的根本特点，是在最大限度上实行自给自足，为谋生而非为牟利，为消费而非为交换，因而必然具有闭塞性。手工业和商业同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农业相比，是末，不是本。它们当时所达到的发展水平，终究不能改变农耕世界以农为本的这一根本状态。” 这样，就把发展农业看作有系国家治乱的根本。“农
本”思想、“重农抑商”观念在农耕世界历代统治阶级的提倡下得以巩固和加强。“在秦以后的两千多年里，它一直成为大一统帝国的基本国策。保护小农，抑制商品经济，再加上手工业商业的官营，便成为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基本格局和发展定势。”

　　与“农本论”相联系，农业社会提倡节制消费欲望的“节用观”；反对兼并，主张“均田”平均分配观；反对“放于利而行”；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生怕农民“无恒产而无恒心”，力主把农民束缚于土地的“恒产论”，以及反对改革技艺工具的“奇技淫巧”论。这些，组成了适合于农耕世界生产形式与经济基础的农耕经济理论系统。

　　农耕世界的社会构成，又“选择”出它的“主体”文化形态。中国战国时期三教九流竞发政见。但当时中国农耕社会初步稳定之后，儒教被选择为独尊于世的官方学说，对中国专制政权结构，起有极大的维系作用。

　　农耕世界特定的定居生活，使人群血缘纽带长期保存，封建宗法制度充分发育。这些又决定农耕世界极其强调“亲亲”原则。传统的“孝”“悌”“节”诸观念，都是这个原则的反映，是宗法制度在人们思想中的折射。

　　当然，农业文化除了它特有的经济政治观之外，还有反映农耕世界特有的音乐舞蹈形式的“情感文化”，表现工具技艺状态水平的“工具文化”，体现农耕世界人群社会行为规范的“风俗文化”它们共同合成了农耕世界的大文化系统即农业文明。古代中国为典型的农耕文明。

　　当然，在确认环境影响民族文化的同时，我们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地理环境当然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且它当然影响到社会之发展——它是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作用的。然而它的影响，并不是有决定作用的影响。” 这是因为，首先，地理环境所能“培育”的仅是人类文化的“幼芽”与“胚胎”。随着人类科技水平的提高，地理环境的作用在逐步削弱。其次，一方面地理环境影响文化，另一方面文化一旦形成又反过来促使人们改造自然环境。“社会发展是由人类自身劳动生产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所推动所决定的，与地理环境无关，地理环境根本不能决定社会发展。” 最后，自然环境无法“独自”培育文化，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综合体的合力“选择”。简单地说，自然环境必须与“中介”，即与社会生产样式与社会构成样式相结合，才能选择出相适应的文化。“地理环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地理环境的优越与否，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可以起加速或阻滞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应看到古代自然经济时代，特别是在古代社会，这种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