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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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相隔一衣带水，自远古以来，一直存在着密切的交往。元朝建立时，统治朝鲜半岛的是高丽王朝。元与高丽之间，有着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老乞大》和《朴通事》两书，便是这种联系的很好的例证。

一

《老乞大》和《朴通事》，是朝鲜李朝（公元１３９２—１９１０年）时期流行的两种汉语教科书。一般认为，《老乞大》中的“乞大”即契丹，老乞大即老契丹。《朴通事》中的“通事”是翻译的称呼〔①ａ〕，朴通事即姓朴的翻译。两种书名可能暗示作者的身分，但其具体情况已不可考〔②ａ〕。
《老乞大》总共不到二万字，分上、下卷。此书以高丽商人来中国经商为线索，用对话的形式，表现道路见闻、住宿饮食、买卖货物等等，中间插入一些宴饮、治病的段落。《朴通事》的字数约比《老乞大》多三分之一，分成上、中、下三卷。全书用对话或一人叙述的方式，介绍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宴会、买卖、农业、手工业、词讼、宗教、游艺、景物等多项内容。两书反映的是中国北方特别是都城的社会生活。从内容来看，两书显然又兼有旅行指南、经商指南的作用。著名学者杨联升教授说：“《老》、《朴》两书的史料价值，非常之高。从史学看，有许多难得的关于元、明两代风俗事物的记载。从语学看，有很多珍贵的元末明初的口语史料。”〔③ａ〕这一评价是很恰当的，只是所说时代需稍加修正（见下文）。语言学界已经注意到了两书的价值〔①ｂ〕，相比之下，史学界似乎还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关于两书反映的时代还可以作一些讨论。
朝鲜李朝世宗五年（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１４２３年），为了便于“读者传写诵习”，政府令“铸字所印出”《老乞大》、《朴通事》等书〔②ｂ〕。这是官方文献中关于两书的首次记载。世宗八年（明宣德元年，１４２６年）八月，司译院在报告中明确说《老乞大》、《朴通事》是“译学”的教材，要“通事”背诵〔③ｂ〕。十六世纪初，李朝语言学家崔世珍为《四声通解》一书作序，其中说：“夫始肆华语者，先读《老乞大》、《朴通事》二书，以为学语之阶梯”〔④ｂ〕。可见二书在李朝汉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同时，这些记载也说明《老》、《朴》成书应在世宗五年（１４２３年）以前。
朝鲜李朝成宗十一年（明成化十六年，１４８０年）十月，侍读官李昌臣向国王启奏道：“前者承命质正汉语于头目戴敬，敬见《老乞大》、《朴通事》曰：‘此乃元朝时语也，与今华语顿异。多有未解处。’即以时语改数节，皆可解读。请令能汉语者尽改之”。成宗当即下令：“选其能汉语者删改《老乞大》、《朴通事》。”〔⑤ｂ〕这条记载说明：（一）《老》、《朴》二书的语言是“元朝时语，”两者成书应在元代。（二）十五世纪下半期便已开始对两书从语言角度进行修改。正是在十五世纪，李朝创制了“训民正音”，也就是谚文，“谚解”（用谚文翻译汉文书籍）事业便发展了起来。到了十六世纪，崔世珍编写了《朴通事谚解》和《老朴辑览》，后一篇是“汇二者要语而注解者”〔⑥ｂ〕，也就是《老》、《朴》两书的重要词汇注释。崔氏的《朴通事谚解》后佚。李朝肃宗三年（清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年），司译院正边暹、朴世华等根据《老朴辑览》重作《朴通事谚解》，此书序文说，“而以《辑览》及《单字解》附其后”〔⑦ｂ〕。又有《老乞大谚解》，成书情况不详。这两种《谚解》常见的是汉城《奎章阁丛书》本。本文论述即以此为据。但此本《朴通事谚解》后附的是《老乞大集览》（上、下）和《单字解》，而不是《辑览》。这是因为原来《老朴辑览》中与《朴通事》有关部分，已作为注文收入《朴通事谚解》一书中，剩下有关《老乞大》部分，自行成篇，便成了《老乞大集览》。序文所说以《辑览》附其后是不够准确的。从上所述，可以看出，《老》、《朴》两书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了不断的加工整理。现在《朴通事谚解》和《单字解》中，提到“新旧原本”（《奎章阁丛书》本第５３页），“旧本”、“今本”（第４４页），“两书旧本”、“新本”（第４０４页），便反映了两书变化的痕迹。
关于两书的写作年代，太田辰夫先生认为，“大致可以推想它们是在元代产生的”。但同一篇文章中又说：“仍可推测该书原本是在元代写成的，或是在去元代不远的明初，或比这再稍迟些。”〔①ｃ〕说法比较灵活。杨联升先生认为，两书产生于“元、明时代”或“元末明初，”已见前述。朱德熙先生则“根据书中所记故实及典章制度”，断定是“元代的作品”〔②ｃ〕。我很同意朱先生的看法。如果单从语言学角度考虑，明初和元代很难说有明显的区别，判断两书产生于元末明初亦可说得过去。但如看重从历史事实和典章制度方面进行考察，则两书应断定为元代作品。朱先生已举出一些比较重要的例证，我在这里想再作一些补充。例如，朱先生提到大明殿月台上四个将军（第３１０页），引证《辍耕录》“大汉”条，注意的显然是镇殿将军。但“大汉将军”明代尚有，不能充分说明问题，而大明殿则非元代莫属。它是元代宫城中的正殿。明代宫城中的正殿是奉天殿，后改皇极殿。又如，《朴通事谚解》卷中记买卖人口，文书开头写的是：“大都某村住人钱小马”（第１５６页）。大都是元代北京的名称，明太祖攻下大都，改名北平，成祖时改北京。又如，书中多用达达、回回、汉儿人等称呼，这正是元代的特色。
下面还可以举几个明显的例子。
“哥，你听的么，京都驾几时起？”
“未里，且早里。把田禾都收割了，八月初头起。”
“今年钱钞艰难，京都也没甚买卖，遭是我不去。往回二千里田地，到那里住三个月，纳房钱空费了。”
“说的是，不去倒快活，省多少盘缠”〔③ｃ〕。
这段对话从字面上来看很难理解。“京都”“驾”起，前往何处？为什么要在“八月初头”？为什么要等“田禾都收割了”？“往回二千里地”又何所指？但只要我们了解元代的两都制度，这段话就很容易理解了。这里的“京都”，指的元代上都开平（“京都”很可能是后来改的），在今内蒙正蓝旗境内。在大都与上都之间，有四条交通路线，来回约二千里左右〔④ｃ〕。元朝皇帝每年三月前后便由大都出发，前往上都避暑，八、九月间再由上都返回大都。上都是元朝的夏都。皇帝一行，动在万人以上，随行马匹及其他牲畜甚多，沿途骚扰极大。有的皇帝为了表示关心百姓，便下令在秋收以后再返回大都，以免损坏农作物。如元英宗时，“左右以寒甚，请还京师。帝曰：‘兵以牛马为重，民以稼穑为本。朕迟留，盖欲马得刍牧，民得刈获，一举两得，何计乎寒！’”〔⑤ｃ〕这就是为什么“把田禾都收割了，八月初头起”的原因。皇帝一行到上都，许多商人也随之而往，这段对话实际上是两个大都商人的口气。
《朴通事谚解》卷上记，“午门外”“两个舍人操马”。其中之一“白绒毡袜上，拴着一付鸦青段子满刺娇护膝。”注文中说：“《质问》云：‘以莲花、荷叶、耦、鸳鸯、蜂、蝶之形，或用五色绒绣，或用彩色画于段帛上，谓之满刺娇。’今按，新、旧原本皆作‘池’，今详文义作‘刺’是。‘池’与‘刺’音相近而讹。”（第５２—５３页）注文作者显然从刺绣来理解，以为应作“满刺娇”，其实不然。元代中期诗人柯九思曾在宫中任职，他的《宫词一十五首》是脍炙人口之作，其中一首云：“观莲太液泛兰桡，翡翠鸳鸯戏碧苕。说与小娃牢记取，御衫绣作满池娇。”柯氏自注云：“天历间御衣多为池塘小景，名曰满池娇。”〔①ｄ〕天历是元文宗的年号。时代略晚于柯九思的诗人张昱有《宫中词》，其一是：“鸳鸯鸂鶒满池娇，彩绣金茸日几条。早晚君王天寿节，要将着御大明朝。”〔②ｄ〕其意与柯九思诗相同。由以上二诗可知“满池娇”是一种宫廷中服装图案的名称，描写的是池塘中的花、鸟景色，因而得名。宫廷中所好必然影响到宫廷之外，首先是上层贵族、官僚。《朴通事谚解》记述的“操马”“舍人”，无疑是贵族官僚子弟，他们最容易效法宫廷的生活方式。因此，正确的是“池”不是“刺”，《朴通事》的“原本”是对的，《谚解》本改“池”为“刺”是错的。
《朴通事谚解》卷上记，有人得到“开诏”的差使，旁人问：“往哪个地面里去？”回答道：“往永平、大宁、辽阳、开元、沈阳等处开去。”（第２９—３０页）这是几个相互毗邻的地区，位于大都的东北方向，元设大宁、辽阳、开元、沈阳诸路，属辽阳行省；设永平路，直属中书省。永平路治卢龙（今河北卢龙），明改永平府。大宁路治大宁（今内蒙宁城境内），明初一度改大宁府，后废。辽阳路治辽阳（今辽宁辽阳），明初废，改设辽东都司。开元路治在今吉林农安，明初废。沈阳路治今辽宁沈阳，明废，改设沈阳中卫。元代辽阳行省管辖的地区在明代有很大的变化，将永平、大宁、辽阳、开元、沈阳并提，只能是元代的事情。
《朴通事谚解》卷上还有一段文字记“西湖景”（第１２２——１２８页）。其中说：“西湖是从玉泉里流下来，深浅长短不可量。湖心中有圣旨里盖来的两座琉璃阁，远望高接云霄，近看时远侵碧汉。”“两阁中间有三叉石桥，栏干都是白玉石，桥上丁字街中间正面上有官里坐的地白玉玲珑龙床，西壁厢有太子坐的地石床，东壁也有石床，前面放一个玉石玲珑卓儿。北岸上有一座大寺，内外大小佛殿、影堂、串廊，两壁钟楼、金堂、禅堂、斋堂、碑殿。诸般殿舍且不索说，笔舌难穷”。这里提到的“玉泉”，就是今天北京西郊的玉泉山，而位于玉泉山脚的西湖，就是今天昆明湖的前身，只是范围有较大的变化。西湖北岸上的大寺叫做大承天护圣寺，建成于元文宗至顺三年（１３３２年），由于它位于西湖之畔，民间便称之为西湖寺，这个名称后来亦见之于官方文献。大承天护圣寺有“二阁在水中坻，东曰园通，有观音大士像；西曰寿仁，上所御也”〔①ｅ〕。这二阁就是《朴通事》中所说湖心中的两座琉璃阁，富丽堂皇，为两湖增添了景色。元顺帝至正年间，“承天护圣寺火，有旨更作，（李稷）乃上言：‘水旱频仍，公私俱乏，不宜妄举大役’。议遂寝。”〔②ｅ〕显然，这次火灾使护圣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明代，承天护圣寺改称功德寺，有关文献中，再没有提到湖心双阁。有的记载说：“功德寺旧名护圣，前有古台三，相传元主游乐更衣处，或曰：此看花钓鱼台也。”〔③ｅ〕这三处古台无疑就是双阁和双阁中间石桥的遗迹，两阁应毁于元末火灾之中。《朴通事》中所描写的，是大承天护圣寺落成后、火灾发生前的西湖景致。
从以上所述来看，《朴通事》所载，以元朝史实和典章制度为其内容，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从满池娇出现和大承天护圣寺的完成年代，可以断定此书上限不能早于元文宗至顺三年。朱德熙先生根据书中所记高丽僧人步虚的事迹（详见第三部分），认为“当作于至正六年（１３４６年）以后、元亡（１３６８年）以前的二十余年之间”。也是言之成理的。总之，我们可以断定《朴通事》成书于十四世纪中叶。《老乞大》一书，重点是记载商业活动，此书开头，记述高丽商人来中国，途中有人对他们说：“从年时天旱田禾不收，饥荒的上头，生出歹人来”。并举出两个拦路打劫的例子（第４７—４８页）。同书又记，商人们在一处投宿时，客店主人说：“如今官司好生严谨，省会人家不得安下面生歹人。”“新近这里有一个人家，则为教几个客人宿来，那客人去了的后头事发，那人们却是达达人家走出来的。因此将那人家连累，官司见着落跟寻逃走的。似这般带累人家，怎么敢留你宿！”（第８８—９０页）“达达”即蒙古，“达达人家走出来的”指从蒙古人家中逃出来的奴隶（驱口）。政府保护使长（奴隶主人）对奴隶的所有权，逮捕逃奴，“官司见着落跟寻逃走的”即指此。这正是元代社会特有的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足以说明其成书时代。
《老乞大》和《朴通事》两书的语法、词汇，也富有时代特色。概括起来，有两个特点。一是两书都用口语写成，虽然后来经过修改，但仍保存了许多元代的口语资料。当然，明代初期的口语，与元代相近，因而也可以如杨联升先生所说保存了元末明初的白话史料。杨先生已有精辟的论述，此处从略。二是蒙古语法的影响。杨先生指出，两书中常见“根底”、“上头”等字样，“这都像是受了蒙古语法的影响”。他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些都是蒙古语语法在硬译文体中的表现。所谓硬译文体，就是不顾汉语固有的语法规律和用语习惯，直接从蒙古语原文机械地翻译过来的文体，在元代相当流行〔①ｆ〕。原来仅限于公牍，后来影响到其他文体和口语。以“根底”来说，它是硬译文体中的常用词，蒙语后置介词的对译，有“在”、“向”、“从”、“同”、“把”等多种意思。“上头”是蒙语介词的对译，意思是“因为”、“所以”。杨先生提到的另两个例子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是“有”的用法。《老乞大》中有一段对话：
“你的师傅是什么人？”
“是汉儿人有。”
“多少年纪？”
“三十五岁了。”（第１１页）
这段话，如从汉语角度理解，很可能断为“是汉儿人。”“有多少年纪？”《老乞大集览》上对此加以说明：“元时语必于言终用‘有’字，如语助而实非语助，今俗不用。”在句末出现“有”是元代蒙古语硬译文体的特有现象，《元典章》所载公牍中有很多这样的语型。它有时用来表示动词的时态（现在时），有时则用来作系词（等于“是”）。在《老》、《朴》二书中，这种句型原来一定很多，后来大多被删去，只有个别被保存了下来〔②ｆ〕。与此相应，还有“有来”一词，在硬译文体中也是常见的，则用来表示过去词。《朴通事》中便有这样的例子：“你哪里有来？”（第３１９页）意思应是：“你到哪里去了？”除“有”和“有来”以外，还有“么道”。《单字解》中说：“么，……俗用为语助词，……元语‘么道’，……今不用。”应是原书有“么道”字样，修改时删去。“么道”也是元代硬译文体中常用词，通常放在引语或某种内容的表述之后，意思等于“云云”。从语法、词汇的特点，也可证明二书应是反映元代社会生活的作品。
正如前面已说过那样，二书在流行过程中曾有过修改，现存二种《谚解》已非原貌。两书的修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地名的改动。朱德熙先生已指出，现存《朴通事谚解》中的北京城门名称，《老乞大谚解》中的北京，都应是后来改动的。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例如《朴通事谚解》中的“南京应天府”，《老乞大谚解》中的“济南府”、“苏州”、“南京”，都是明代的名称。（２）货币名称的改动。两书中多处提到货币，一般均用“银子”（白银）和“钱”。《朴通事谚解》卷上载，典当物品“共有二百两银子。”注文中说：“今观所典之物，只得七十两，而云二百两银者，盖旧本云有二百锭钞，今本改钞为银，仍存钞之旧数而不改也。”（第４４页）元代通行纸币，称为钞，一锭钞为五十两。明初一度亦通行宝钞，但很快便改以白银为主，另以铜钱作辅币。旧本作“钞”，正反映了元代的制度。现本改作白银，则是表示明代的制度。但现本个别地方，仍以钞计数，如卷中一处记竞走，得第一名的，“上位（皇帝——引者）赏了一百锭钞，两表里段子。”（第２４３页）这正是旧本删改未尽的结果。（３）蒙语硬译文体的改动。这在上面已说过。这些修改目的在于使李朝汉语教学适应中国社会的变化。但从前面所举各种例子所说明的时代特色可以看出，两书的内容基本保持了其本来面目，这是可以确定的。
总起来说，《老》、《朴》两书着成于十四世纪中期，其内容主要反映元代末年中国的社会面貌。在其流传过程中，某些内容作过修改。只要我们了解两书的着成和流传情况，注意对其内容加以鉴别，那么，它们对于元朝历史以及元与高丽关系史的研究，仍是极其可贵的史料。下面，我们便以两书提供的部分情况，对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作一些探讨。

二

长期以来，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通，有陆、海二道。在宋与辽、金对峙时期，高丽与辽、金的交往，主要通过陆路；与宋朝（北宋、南宋）的联系，则只有通过海道。元朝兴起、统一全国以后，和高丽的联系，既有陆路，又有海道。人员和物资的交流，是很频繁的。《朴通事谚解》卷中记，有人问高丽来的赵舍：“几时来了？”赵舍回答：“昨日恰来到。”又问：“你船路上来那，旱路里来？”答：“我只船上来了。”（第１６２页）“船路”就是海道，“旱路”就是陆道，可见元代陆、海二道都是通行的。
关于元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我曾在一篇论文中加以论述〔①ｇ〕。中国与朝鲜半岛交往的海港，在宋代主要是庆元（今浙江宁波）和泉州（今福建泉州）；到了元代，在庆元、泉州之外，又加上太仓（今江苏太仓）和直沽（今天津）。庆元、泉州、太仓这几个港口都在长江以南，直沽则在北方。元代国内海运事业空前发展，主要是将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供应首都大都。北方的海运港口便是直沽，南方运来的粮食由此上岸，再由直沽运往大都。直沽港与高丽也有来往，这在《老》、《朴》两书中有所记载。《老乞大谚解》卷上记，高丽商人“从年时正月里，将马和布子，到京都卖了。五月里到高唐，收起绵绢，到直沽里上船过海。十月里到王京，投到年终，货物都卖了”（第２６—２７页）。高唐在今山东境内，以产丝绸出名。王京是高丽的都城，即今开城。由直沽出海，应是沿海岸线北行，绕过辽东半岛，再沿海岸线南下，到达朝鲜半岛中部的王京。《朴通事谚解》卷中有一段记载，赵舍回答旁人说自己“船上来了”，已见前引。旁人接着又问：“听的今年水贼广，是那不是？”赵舍回答说：“我来时节，五、六个贼船，围着一个西京来的载黄豆的船，又高丽地面里来载千余筒布子的大船，冲将去了。后头听的那贼们把那船上的物件都夺了，把那船上来的打杀了”（第１６３—１６４页）。西京即今平壤。据史籍记载，高丽忠惠王后二年（元至正元年，１３４１年）“秋七月丙子，大都商人来，言：‘海贼三十余艘，着青黄衣，袭海杀掠人物。’”〔①ｈ〕可证《朴》书所载，并非虚构，确有事实为据。而由海道前往高丽的“大都商人”只可能由直沽出海。此外，高丽与山东半岛亦有海道交往（见下文），但难以断定是半岛上的哪一个海港。
《老》、《朴》两书都记述高丽商人到大都的陆路旅程，虽然简单，但都有据。《老乞大》是以高丽商人的旅程为线索展开的，高丽商人由王京（开城）动身，“过的义州”，就到中国地面。路上曾在夏店用饭，接着便来到顺城门（明代的宣武门，此书中仍用元名）客店住下。夏店是个小地方，元朝曾在当地建立驿站，距大都一百里〔②ｈ〕，因而是由东北进入大都的必经之地。又《朴通事》卷中记，丁姓高丽商人赶马前来，“到迁民镇口子里抽分了几个马，到三河县抽分了几个马，……到通州卖了多一半儿，到城里都卖了”（第１６４页）。元代有按一定比例收取实物或货币的税收办法，称为“抽分”。“城里”指大都城内。辽置迁民县，金废县立镇，元因之，就是现在的山海关。这是从东北进入大都的重要通道之一。元文宗即位之初，发生两都之战，大都、上都各立朝廷。辽东行省平章秃满迭儿支持上都，发兵进攻大都，“犯迁民镇，斩关以入”〔③ｈ〕。便足以说明它的重要地位。三河县（今属河北）在元代是通州的属县，夏店站即在三河境内〔④ｈ〕。《老》、《朴》两书中提到的夏店、迁民镇、三河县几个地方，都位于高丽与大都的交通线上。
从《老》、《朴》两书来看，高丽商人运来中国的货物多种多样，而以马匹最为重要。《老乞大》是以高丽商人前来中国贸易为主题的，这些高丽商人赶马前来，书中列举了二十余种马的名称（第１４３—１４４页），以及卖马过程中讨价还价、成交以后订立契约和纳税的情况。《朴通事谚解》卷中有关卖马的记述，已在上面引用过。高丽产马是很有名的，元贞二年（１２９６年），高丽世子，后来的忠宣王王璋到大都，曾分别向元成宗、太后和晋王甘麻刺各献白马八十一匹〔⑤ｈ〕，便是一例。有的蒙古贵族还直接向高丽索取马匹〔⑥ｈ〕。明朝初年，朱元璋说：“高丽自古出名马。”〔⑦ｈ〕他多次要高丽贡马，一度规定每年千匹，此外还发纺织品（缎子、棉布）和买高丽马匹。一直到成祖朱棣时，仍然如此。高丽政府答复明廷时曾说：“马有两种，曰胡马者，从北方来者也。曰乡马者，国中之所出也。国马如驴，无从而得良马。胡马居百之一、二，亦中国之所知也。”〔①ｉ〕所谓胡马，即是蒙古马。元朝曾在高丽的耽罗（今济州岛）建立牧场，孳养马匹，胡马即由此而来。乡马则是高丽本国出产的马匹。后来高丽政府又解释说：“本国所产马匹，躯干矮小，其稍大者稀少。然战倭服远，负重耐苦，小邦之人，实以赖之。”〔②ｉ〕可见高丽马亦有其优点。高丽商人入元卖马，不见于其他文献记载，历来研究高丽与元贸易者亦未注意此事。《老》、《朴》所记，证以高丽王子献马和明朝初年对高丽马匹的需求，应该是事实。在元与高丽的陆路贸易中，马匹显然是一项特别重要的商品。
从《老》、《朴》两书来看，高丽向元朝出口的货物，除了马匹之外，便是毛施布和新罗参。《老乞大谚解》记，高丽商人一行贩卖马匹，“这马上驼着的些少毛施布，一就待卖去。”（第１４页）商人们到达顺城门客店后，就到城里寻找“卖毛施布的高丽客人李舍。”（第１２９页）《朴通事谚解》卷上记，高丽来人带有“十个白毛施布，五个黄毛施布”（第９５—９６页）。注文中说：“毛施布，即本国人呼苎麻布之称。汉人皆呼曰苎麻布，亦曰麻布，曰木丝布，或书作汉丝布。又曰漂白布，又曰白布。今言毛施布，即没丝布之讹也。而汉人因丽人之称，见丽布则直称此名而呼之。记书者因其相称而遂以为名也。”可知毛施布即用苎麻织成的布，“毛丝”二字是音译，也可写作“木丝”、“没丝”。苎布是高丽享有盛名的手工制品。南宋时由庆元（今浙江宁波）进口的高丽物品中就有毛丝布〔③ｉ〕。在元代，高丽麻布（毛施布）大量输入中国，受到朝野的普遍欢迎。高丽国王常以“细苎布”作为礼物，赠给元朝皇帝、贵族和官员。高丽忠烈王二十一年（元元贞元年，１２９５年）四月，“又遣中郎将宋锳等航海往益都府，以麻布一万四千匹市楮币”〔④ｉ〕。益都是路，不是府，此处有误。元代益都路治所益都县，即今山东益都，管辖山东半岛西部的广大地区。可知山东半岛亦应有与高丽往来的港口，但不知其具体地点。当时高丽世子在大都求婚于元皇室，故出售麻布来换取元朝的货币纸钞，以供婚礼之用。由此亦可看出麻布是高丽向中国输出的重要商品。元代杂剧中也提到“洗白复生高丽氁丝布”，可见其在民间是很流行的〔⑤ｉ〕。因此，《老》、《朴》两书中关于毛施布的记载是反映了元代实际情况的，人参是高丽的特产，历来被中国人视为滋补佳品。宋、元二代，由海道输往中国南方的高丽商品中，人参都在“细色”（贵重货物）之列〔⑥ｉ〕。《老乞大谚解》卷中载，高丽商人一行所带货物，除马匹、毛施布之外，便是人参。〔①ｊ〕。
高丽的文具都很精巧。北宋时出使高丽的使臣徐兢报告说，高丽的名产有松烟墨、黄毫笔、纸等〔②ｊ〕。宋代的文人学士对于高丽的各种文具都很赞赏，特别是高丽纸。元代，纸仍在高丽王室向元朝皇帝进献的礼物之列，如元宗三年（元中统三年，１２６２年）高丽献物两次，一次有黄、白纸各一百张，另一次有纸五百四十张。次年献物中有表纸五百张，奏纸一千张〔③ｊ〕。元朝政府屡次向高丽索取纸张，如高丽忠宣王元年（１３０９年）“元遣使来求佛经纸”〔④ｊ〕。忠肃王八年（１３２１年）“前益城君洪沦奉敕来求藏经纸”〔⑤ｊ〕。可见高丽纸当时在中国仍是很受欢迎的。《朴通事谚解》卷下记，“高丽来的秀才”韩先生将“高丽笔、墨和二十张大纸”作为礼物送给来访的中国文人（第３８３页）。可以想见，高丽文具特别是纸肯定在向中国出售的货物之列。
另一方面，中国出产的一些物品，亦为高丽上下所欢迎。《老乞大谚解》记述，高丽商人在马匹、毛施布、人参脱手以后，便购买“回去的货物，”种类繁多（第２４８—２５４页）。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日常生活用品，如针、木梳、盆儿、各种刀子、剪子、锥子、秤、等子、各类珠儿、荷包、帽儿、象棋和化妆用品（面粉、胭脂）等。一类是纺织品，有粗木绵、织锦缎子、素缎子、花样缎子等。还有一类是书籍（参见第三部分）。
在上述各类物品中，纺织品最为重要。高丽本土出产的纺织品，历来以麻布为主，丝织品主要从中国输入。无论贵族或平民，都争相服用中国的丝织品。忠让王三年（１３９１年），有人上书说：“我朝只用土宜细苎麻布，而能多历年所，上下饶足。今也无贵无贱，争贸异土之物，路多帝服之奴，巷遍后饰之婢。愿自今士庶工商贱隶，一禁纱罗绫缎之服，金银珠玉之饰，以弛奢风，以严贵贱。”〔⑥ｊ〕同年五月，又有人上疏说：“今无赖之徒，皆利远方之物货，不事本业。……愿自今大小臣僚，皆毋得衣纱罗缎子，敦尚俭素，以绝商贩。”〔⑦ｊ〕这时在中国元朝已亡，明朝建立，在朝鲜半岛高丽亦已处于灭亡的前夕，社会奢靡成风。但这种现象由来已久，决非一朝一夕突然发生。可以认为，高丽王朝末期，贵贱上下穿着中国丝织品成为风尚，这些丝织品部分来自元朝政府（后来是明朝政府）的赠与，但更多则应是商人贩来。因此，《老乞大谚解》中所记商人购买缎子，正是实际情况的反映。《朴通事谚解》中亦有两处买缎子的记述。卷上一段记购买缎子时双方讨价还价。货主说：“舍人敢不识好物么？道地的好胸背。”买方说：“你谩不的我。我又不是生达达、回回。生达达、回回如今也都会了，你怎么谩的我高丽人。”（第１３１页）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高丽人对丝织品买卖是很熟悉的，富有经验的，因而在讨价还价中充满了自信。
棉花的普遍种植和棉织业在中国的兴起，都是元代的事。至元二十六年（１２８９年）元朝政府在江、淮以南各地设置木绵提举司，责民岁输木绵十万匹〔①ｋ〕。大德三年（１２９９年），在大都的国家仓库“每年收受各处行省木绵布匹不下五十余万。”〔②ｋ〕民间织造进入流通过程的木绵布匹一定为数更多。棉花种籽在十四世纪六十年代由夕益渐传入高丽，后经郑天益试种成功，并且制作了纺织棉花的工具，棉布生产才开始在高丽发展起来，这已是元朝灭亡以后的事了〔③ｋ〕。可以说，有元一代，高丽还不能生产棉布。因而，商人将这种新兴的纺织品由中国贩运到高丽，必然是受到欢迎并有利可图的。《老乞大谚解》记载商人购买的物品中，便有“粗木绵一百匹”。事实上，一直到明初，朱元璋还支出大量棉布来和买高丽马匹。
《老乞大谚解》所记高丽商人购买的日常生活用品中有“秤三十连，等子十连，那秤、等子都是官做的，秤竿、秤锤、毫星、秤钩子都有”。秤是检测物品轻重的衡器，等子是用来检测珍细物品（如金、银）轻重的小型衡器。金、元之际，中国北方度量衡制度混乱，忽必烈以藩王身分管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时，谋士刘秉忠建议；“宜令权量度均为一法，使锱铢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诈。”〔④ｋ〕忽必烈登基称帝后，采取了统一度量衡器具的措施。高丽忠烈王二年（元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年），高丽国王致书元中书省说：“小邦秤制异于上国，前者蒙赐一十六斤秤一连、十斤半等子一槃、三斤二两等子一介用之，中外未可用遍，乞更赐秤子、等子各五百。”〔⑤ｋ〕可知高丽已采用元朝的衡器。因此，《老乞大谚解》记述商人购买来的秤和等子，也就可以理解了。元朝政府规定，度量衡器由政府统一制造，“行铺之家凡用斛斗秤尺，须要行使印烙官降法物”〔⑥ｋ〕。这就是《老乞大谚解》中购买衡器时强调“那秤、等子都是官做的”原因所在。只有官做的，才是合法的、标准的。采用相同的衡器有利于两国的经济交流，这是不言而喻的。顺便可以提及的是，宋、金秤制有十五斤秤（以十五斤为一秤）和十六斤秤（以十六斤为一秤）两种，“秤”因此又成为重量的一种计算单位。元代秤法如何，史无明文，说法不一〔①ｌ〕。但从上引《高丽史》记载来看，元代官方确定的标准显然是十六斤秤。高丽史料有很多可补我国宋辽金元历史文献之不足，此亦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