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庶民地主经济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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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地主制经济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由于占有土地的方式及其在国家政权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地主阶级有不同的阶层之分。就汉代来说，当时既存在贵族、官僚地主；又存在庶民地主。前者为当权派，既富又贵；后者为编户民，富而不贵。他们的经济类型和经济成分非同划一，若不予以区别，很难笼统论说。这里，仅就汉代庶民地主经济的形成发展、阶层属性及历史地位等问题，谈些粗略看法，不当之处，有望赐教。
一、庶民地主经济的构成与发展阶段
这里所说的庶民地主，是指不同于贵族、官僚地主不享有特权的非身份性地主，是地主阶级中的非权力阶层。庶民地主的形成和奴隶制瓦解、封建制产生相同步，是社会经济发展、阶级关系对抗的结果。当时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最初它由部分奴隶主贵族和平民、小生产者转化而来。这种新势力。较之奴隶主权力结构特点的相沿性，在很大程度上富有更新的划时代意义。但是，庶民地主的大量涌现及其经济的崛起是从西汉立国之后。
汉代庶民地主经济，主要由田畜地主、商人地主和豪民地主等三种经济成分所构成。
田畜地主：亦称"力田"地主。他们由过去的平民、小生产者发展而来，致力于田畜，靠经营农牧业起家，是乡村中的经营地主。文献中记载的所谓"孝悌"、"力田"，往往多属这类地主的代表。汉初，经过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之后，土地所有权发生了较大变化。当时"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馀"①a，"未有兼并之害"②a。土地问题并不那么紧张。国家为了"劝课农桑"，奖励耕垦。不以"名田及奴婢为限"。在重农政策的扶植下，这类地主发展很快。例如：宣曲任氏，原是靠"窖粟致富"的囤积商，后来转化为"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③a。桥姚乘边塞斥地之机，不仅"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而且拥有大量土地，成为"粟以万钟计"④a的田畜地主。这类人物还有人所熟知的卜式。据《史记．平准书》云："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亲死，式有弟，弟壮，式脱身出分，独取畜羊百馀，田宅财物，尽予弟。式入山牧，十余岁，羊致千余头，买田宅"，而成为富人。从宣曲任氏、桥姚和卜式的发展道路来看，他们大多数是亲自组织生产，奋力经营，注重孝悌、田畜。其行为规范，符合当时政府的"重农"要求，因而能成"为闾里率"，"主上重之"，给予扶植、表彰。汉代的田畜地主，一直呈上升与发展趋势。至东汉初，处于家境中落的马援，成年后，在北地"因处田牧，至牛马羊数千斗谷数万斛"①b，便是一例。田畜地主拥有土地的规模、经营方式及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自不待言。
商人地主：这多由六国贵族及其后裔脱胎而来，靠经营工商业起家。文献中记载的所谓"富民"、"富商"、"商贾"、"贾贩"。一般当是这类地主的代表。西汉前期，除刘邦一度有过"贱商’’之外，自惠帝后至武帝前，汉政权对工商业采取了比较宽松、优厚的政策："弛商贾之律"②b、"弛山泽之禁"③b、"通关去塞"④b、"边塞开斥，与民无禁"⑤b等。因而使工商业飞速发展，涌现了众多的富商大贾。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详细列举了他们致富成功的经过。例如：或"以冶铁起，富至巨万"；或"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贾椎髻之民"而致富；或"贾郡国无所不至’’而发财；或"贩脂"、"卖酱"起家；或"赍贷子钱"，富埒关中。他们通过经营工商业获利之后，便购买土地，积聚财富，所谓"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成为商人地主。他们虽"非爵邑奉禄"，同为编户齐民，没有身份、特权，但拥有大量土地，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千户侯等"。他们"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所以，司马迁说："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干金之家比一郡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邪?"⑥b可见，商人地主的普遍发展及其实力之大。武帝之时虽然对商人地主进行了打击，剥夺了他们的大量土地和财产。但昭、宣以后，商人地主势力又复抬头。如成都罗裒，坐贾京师，又往来于巴、蜀经商，"数年间致千余万"①c。杨恽罢官失爵免为庶人后，"家居治产业，起室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又"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②c。到了东汉，法律上未见贱商的规定，在政府的放任政策下，商人地主的经济势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豪民地主：这是由大地主和大商人结合而成的豪强富民，是庶民地主中的上层。文献中记载的所谓"豪富"、"豪人"、"豪右"、"豪杰"、"豪家"，皆属此类地主。它在秦以前的史籍中未曾多见，但自汉武帝以降，随着土地私有制发展，豪民乃大量出现，并逐渐形成为新的一代地主。豪民地主较之一般的田畜地主，更豪、更富。何谓"豪"?(史记．韩长孺列传．集解)引张晏曰："豪，犹帅也。"淮南子．泰族训)曰：智过"百人谓之豪。"(鹖冠子。博选)称："德千人谓之豪。""豪"字可作多种诠释。旧以喻之有才德、威重和有权势的人。这里的"豪民"，当理解为是一种雄张乡里。智力过人，财力过人，善于发财致富的人。豪民是"民"，没有政治地位，"身无半通青纶之命"，"无为编户一伍之长"③c，不同于享有政治特权、尊崇儒宗，控制仕途、"累世公卿"的世家豪族。但他"田宅无限"，有很多依附人口。灌夫和阴子方当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据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说：灌夫"诸所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后汉书．阴识传)言：宣帝时，阴子方"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封君"。又(仲长统传)说：当时"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绮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这种豪民地主，至东汉时竟得到了恶性膨胀。
汉代庶民地主经济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体现出鲜明的发展阶段性。以西汉中期为界，大致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战国到西汉前期，庶民地主在当时的社会中还是新出现的成员，尚处在基本形成或走向定型的过程之中。其时，庶民地主中的田畜地主经济虽在兴起，在农业中存在一些人身依附关系．但数量不多；商人地主经济虽较活跃，通过以末致富，集中了大量资金，资本雄厚，但典型的封建生产关系如租佃制度，仅偶见记载，只能说是初孕期，它并不普遍。
但自汉武帝至东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出现了豪民地主，而且整个庶民地主经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日渐趋向成熟。主要标志有三：
(一)土地私有权发展，庶民地主经济实力增强。当时中原内腹地区的土地由分散到集中，富商、豪民拥有大量地产。如据汉书．陈汤传)曰：成帝时，"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汉书·哀帝纪)载：绥和年间，"……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无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又后汉书．百官五)注引蔡质(汉仪)曰："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由于土地集中，兼并加剧，故出现了独立经营、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大地主田庄。
(二)租佃关系与实物地租得到推广，特别在庶民地主的豪民中，租佃关系多有发展。如据(史记．酷吏传)曰：宁成获罪罢官之后，"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汉书．黄霸传)：黄霸"淮阳阳夏人也。以豪杰役使徙云陵"。颜师古注日："身为豪杰而役使乡里人也。"又汉书。王莽传上)云："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师古注曰："分田，谓贫者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种，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谓贫人赁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夺其税，侵欺之也。"当时除豪民、富商实行租佃制外，国家也实行过租佃制，如"假民公田"，即是例证①d。可见，至西汉中期以后，租佃关系已不能再说是"个别例外"的了，此为史界所公认。汉代的庶民地主，拥有土地后，除少部分自己经营，利用雇佣劳动和奴婢进行生产外，绝大多数是将土地出租给佃农耕种的。当时的租佃关系，称谓不一。有时统称"役使"，所谓"役使数千家"、"役属数百家"、"役使贫民"；有时则称为"假"，所谓"假贫民"，即将土地"租赁’’给贫民耕种。不论是"役使"、"役属"，还是"假"、"租赁"，都反映了一定的隶属或依附关系。其目的都是为了占有租地农民的剩余劳动，而实现地租。马克思说："不论地租有什么独特形式，它的一切类型有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而地租又是以土地所有权，以某些个人对某些地块的所有权为前提。"②d就是说，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体现。当时的地租率或剥削量问题，据(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之言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注引如淳曰："十税其五。’’师古曰："自无田而耕垦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输本田也。，’说明地主与佃户"中分其产"是基本的剥削方式，剥削量是对半分成，而地租形态为征收实物。(三)直接生产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向广、深方向发展。武帝后，由于土地集中、"赋役繁数"、天灾人祸等原因，自耕农纷纷破产，流民问题相当严重。例如：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①e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②e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③e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关东困极，人民流离。"④e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水旱为灾，关东流冗者众，青、幽、冀部尤剧。"⑤e哀帝时，"……岁比不登，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⑥e此种情况累见史册，这使很多直接生产者"因无以为生"而转化为依附民。当时依附关系的形式，除了招纳"流亡"、"逋流"外，主要是役使"客"、"宾客"和"徒附"等，依附关系的发展显著加快。
二、庶民地主经济与贵族、官僚地主经济的异同
两汉时期，庶民地主经济与贵族、官僚地主经济相比较，在其发展过程中有相同之处。这就是：(1)他们都拥有大量的私有土地。如："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干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无限，与民争利。"⑦e但由于种种原因，又"田无常主"，土地所有权处于运动、变化状态；(2)他们基本上都采用租佃制，征收实物地租。直接生产者不是被分予份地的农奴，而是租佃土地的依附农民；(3)他们都使用大批奴婢作为封建剥削的补充。如："王卓孙，家僮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①f张安世"家僮七百人。"②f马防兄弟"奴婢各干人以上"③f。刘康"奴婢至四百人"④f。这些庶民地主和官僚地主，均把奴隶制作为残存的经济形态保留着。农业、手工业诸部门使用大批奴婢生产，客观上恶化了农民的劳动条件，同时也从某种程度上巩固了封建经济的存在。但是，必须指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地主制经济，由于具体情况的差异，也存在着不同之处，即在"共性"之外，有它的"个性"。
首先，拥有土地的来源与途径有别。庶民地主获得土地的正常秩序是靠经济手段、以资购买。他们没有政治地位，不享有特权，只能凭借经济实力，投入一定的货币财富而得到土地。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王卓孙不得已，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豪民所拥有的大量土地，所谓"膏田满野"、"田亩连于方国"。⑤f一般也是通过购买所得的。当时，土地所有权日渐深化。荀悦说：土地可以"买卖由己"。⑥f在土地买卖频繁的基础上，因而也就形成了地价。据(四川郸县犀埔出土的东汉残碑)：地价不等，每亩有二千钱、一千六百钱、一千钱、五百钱者。居延汉简)中的地价，大约在每亩二千多到百钱之间。而(汉书。东方朔传)、汉书．元后传)、(潜夫论．实边)等材料，则有亩价"一金"，即万钱的记录。这主要是因内郡、边郡及土质良恶乃至时序之差，影响到地价高低悬殊之故。当时不仅有核定地价的经验，而且土地买卖的双方，需共同订立"地券"或"契约"。事见东汉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怀县王未卿买田铅券)、建宁四年(公元171年)(雒阳县孙成买田铅券>、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广武乡刘元台买地砖券)、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平阴县曹仲成买田铅券)、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河南县王当买田铅券)、光和五年(公元182年)(蒲阴县刘公砖地券)、光和七年(公元184年)(平阴县樊利家买田铅券)等①g。这些"地券"所反映的内容，主要是民间进行土地买卖的情况。庶民地主买田也当如此。它要想获得土地，同样得依照土地时价进行购买，此当无疑。同时我们从中发现，其时的土地买卖业已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表现在：于土地买卖的过程中，一般都有双方的亲朋作"中间人"，买卖成交后，在"地券"中尚须写明买卖土地的时间、买卖双方的姓名、田亩方位、面积、地价、中间人以及其他共同商定的有关款项。双方各自有了这一土地所有权的主要证明，即"地券"之后，还要"过户"报官，以示卖主已将自己的土地(含田租)转移出去；使买主的土地获得法律保障等。通过买卖程序获得土地所有权，这既是土地商品化、资本化的标志，也是我们认识庶民地主经济特点的一个关键。因为庶民地主，只富不贵，他不可能享有各种特权、使用非经济手段，而只能靠自己的资财拥有土地。只要土地买卖按正常秩序得到了合法的承认，"田即为庶人所擅"②g。但贵族、官僚地主则不然。他们"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有条件"因其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①h。尽管他们之中不排斥有买卖土地的情况，但其土地来源，却主要是通过赏赐或凭借政治暴力强占。汉政权对贵族、官僚地主赐田的记载多有。如：武帝曾赏赐其姊"奉钱千万，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顷"②h。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赏赐给苏武"钱二百万，公田二顷"③h。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赐董贤二千余顷"④h。贵族、官僚地主直接使用政治暴力掠夺民田者也甚普遍。如：汉初，丞相萧何"强买民田宅数千万"。⑤h衡山王"数侵夺人田，坏人冢以为田"。淮南王"王后萘、太子迁及女陵，得爱幸王，擅国权，侵夺民田宅"⑥h。成帝"舅红阳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⑦h。东汉黄门常侍张让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并据州郡，一书出门，便获千金，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田，皆属让等。"⑧h这些都是人所熟知的事例。这集中说明，贵族、官僚大地主的形成是同权势和暴力分不开的，明显地反映了权力、特权和土地的结合。他们可以无视"地价"和公平买卖的"契约"、"地券"。两汉的文献、考古资料中，没有或极少发现贵族、官僚购买土地的"地券"，不是偶然的。过去我们在讨论土地兼并的方式时，往往不太注意地主阶级中的阶层及前后时序差别，对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土地兼并方式，统论其以政治手段为主，抑或以经济手段为主，显然难于具体阐明地主制经济的这一性质特点。
再者，在分配上存在差异。庶民地主与佃户对半分成的地租收入，有个再分配的过程，即必须拿出一部分地租向国家上交"什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田租(地税)。例如：一个地主拥有100顷的土地出租，假若亩产量以2石(小亩)计算，全年总产量是2石×10000亩=20000石。地租率为十税五，岁收租谷：
20000×5/10=10000石。又田租"三十税一"，除去20000×1/30=667石。
则实际岁收地租是10000-667：9333石。这说明，庶民地主扣除上交田租部分后，他实际上的纯地租收入已不到50％。还要看到，庶民地主在购买这100顷土地时，已经按照当时地价事先付出了一定的货市量，现将它完全租给佃农耕种，乃存在多种情况：或可能与佃农的剩余劳动量大致相等；或可能占有佃农的一部分必要劳动量；或因灾荒之年，佃农欠收而拖欠地租。不论如何，庶民地主在这里往往还是要失去土地总收获量的一部分。如果包括他预先为买进这100顷土地所垫支的资本利息在内，那么，当时的地租剥削率，将远远不如20％的商业利润高。西汉庶民地主之所以要"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用资金购买土地，原因殊多，看来主要是因当时投资渠道不多，从商风险太大，政府抑制末业；而购买土地，则相对保险，可以"为子孙业"。
在分配问题上。贵族、官僚地主则不同。他们的土地因主要来自赏赐、强占，无需对土地有更多的投资，所拥有的土地，无需事先预付货币或垫支资本。即使他们之中也有部分是自己购买(不等价)的土地，然汉政权对其常有种种"复免"规定，或因军功、或因帝乡等减免田租。故他们与佃户对半分成的地租收入。可以全部据为已有。尤当指出的是，贵族、官僚地主包括封君、诸侯王、列侯等，皆享有"食邑"、"食租税"的特权。所谓"食邑"，就是按照封区户数所拥有土地的数量和产量征收田租(地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①i又(汉书．张汤传)："(张)延寿已历位九卿，……别邑在魏郡，租入岁万余。"所说的都是指"食租税"。据载：西汉封侯共约800人。②i东汉封侯共891人。③i当时受封的诸侯王、功臣侯、外戚恩泽侯等，都享有不同等级的食邑。西汉功臣侯食邑户数，高者达15000户以上，如酂侯萧何、平阳侯曹参；食邑少者也有5000户以上，如颍阴侯灌婴、汝阴侯夏侯婴等。东汉光武帝功臣侯中食邑多者如胶东侯贾复达6县(一县按5000户估算)，达30000户；食邑少者如东缗侯冯彰也有3县，约15000户左右。④i两汉贵族、官僚地主中的封君、列侯等为数众多。他们不仅有"复免"优待，可以逃避、转嫁田租，而且还"食租税"，从国家财政收入中分割出去了相当一部分的地税。成为其一项重要的剥削财源。如此种种特权，庶民地主是无权享受的。因此，可以说，食邑2000户的封君、列侯，其地税收入，要比拥有100顷土地的庶民地主之地租收入高得多。
在以往的研究中，论者常常指出"地租剥削太重"，这亦不无道理。但进一步分析其时代背景和剥削的"度"仍有必要。从封建社会前期的汉代来看，尽管当时"地租"比"田租"较重．然比起先秦的奴隶制剥削，当是一大进步。当时引起社会矛盾的焦点，并不是地租，而是国家"以丁、口为本"的赋役征课过于苛繁，特别是徭役等超经济强制太重。因此，农民反抗的矛头所向，并非一般的庶民地主，而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的贵族、官僚地主，尤其是他们中的特权阶层、贪官污吏。是"赋役烦剧"激化了社会矛盾。这是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