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田余庆着《东晋门阀政治》(一)

详细内容

一部史学著作不但需要有宏观方面的理论概括和创造性见解，而且需要有微观方面的严谨处理与史料的细致考证和巧妙运用。前者欠缺，后者便易流于饾饤、烦琐；后者单薄，前者又会失之空洞、缺乏说服力。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是两者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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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自序中说：所谓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这是本书的核心思想，也是它的主要理论意义所在。
自秦统一六国，建立君主专制制度后，就开始出现皇权政治，从此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在理论上，皇权至高无上。体现在制度上，便是全国任何重大政务，未经皇帝首肯、批准，便不能决定、执行。所以作者指出：“不但宗族力量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且一切其它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不可能与皇权平行，更不可能超越皇权”（第340页）。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皇帝能基本掌握大权，推行皇权政治；但在特定条件下，也会出现其他政治、社会力量平行于皇权，以至超越皇权的现象。以上两种情况互有联系。由于皇权至高无上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在实际社会中，绝大多数皇帝，包括很大数量的驽钝之才，也可以推行或维持皇权政治。一些政治、社会力量，在特定条件下尽管控制皇权、觊觎皇权，仍然不敢不打着皇帝旗号，“假皇帝之名行事”。他们的权力，来自皇权政治，“只是对皇权的窃取，而不是对皇权的否定”（第340页）。
　　然而，以上两种情况又有区别。一个是理论上、制度上的皇权或皇权政治，一个是实际中的皇权或皇权政治。不能因为理论上、制度上皇权至高无上，就认为实际社会中也全都如此；也不能因为在特定条件下，皇权受人操纵，就认为皇权政治已被否定。只要社会经济基础不变，皇权政治始终起着支配作用。断定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它体现了理论上、制度上皇权、皇权政治，与实际社会中皇权、皇权政治的辩证关系。
　　长期以来，史学界探讨魏晋南北朝史，也往往使用“士族（或贵族）政治”这一概念。对它与皇权政治的关系，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二者角度不同。士族政治是就官吏主要成员的来源及推行主要代表士族阶层利益的政治而言，皇帝是他们的总代理人，彼此利益一致；而皇权政治则是就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实行君主专制，一政治、社会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言。所以二者互不排斥。如果这样理解，与本书主旨没有冲突。另一种理解是，推行士族政治代表士族利益，是与皇权利益对立的，从而限制、否定了皇权政治。如果这样理解，除将窃取皇权作否定皇权，在理论上有扞格之处。即士族参与政权，推行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究竟到什么程度算是士族政治，否定了皇权政治？如果只要是士族在政权中发挥作用，不论大小，一概看成士族政治，是不是太泛而不严谨呢？
　　而本书则不同。它认为皇权政治是秦汉以来“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第270页），其他政治都是变态，是暂时的、过渡的。就士族政治或门阀政治而言，“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标准就是这一时期门阀士族势力“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第341页）；“控制皇权，操纵政柄”（第264页）。以此衡量，前于此的三国西晋不是，后于此的南北朝也不是。

　　　　　　　　　　　　　　　　　　　　二

　　为了探讨门阀政治，本书对东晋几家大门阀士族的渊源、经济基础、文化面貌，特别是与皇权之间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从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上作了富于创造性的论述。归纳起来，这些论述主要是就“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下（第358页），围绕建立并维持“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第6页）这一门阀政治特点展开的。
　　（一）尊奉皇权，控制皇权
　　士族政治自琅邪王导、王敦与其了 侨姓士族拉拢南方士族，拥立司马睿为帝，出现“王与马，共天下”诱语时基本形成，其后虽经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而始终不变。
　　南渡之初，其所以必须尊奉司马睿为帝，除了历史上形成的王与马的特殊关系外，主要因为司马壑具备有利条件。在西晋灭亡之际，武、惠、怀、愍诸帝已无合法继承人，司马睿虽是疏属，毕竟仍是宗室，这是他优越于其他任何士族的地方。在北方胡族的强大压力下，门阀士族只有尊奉司马睿为帝，才有可能在江左建立新王朝，保护自己岌岌可危的政治、经济利益。另一面，其所以必须控制皇权，自然同样出于门阀士族的家庭利益。因为司马睿只是西晋皇室疏属，“在晋室诸王中既无威望，又无实力，更无功劳”（第341页），全靠门阀士族扶持方得登上皇帝宝座。司马睿即帝位，命王导升御床共坐，这在历史上并无先例可援。他作出这种姿态，正是门阀士族控制皇权具备可能性的有力证明。虽然王导力拒，但门阀士族平和或超越皇权的气势已经造成，“王与马，共天下”之谚由此而起。以后又经颍川庾亮的进一步努力，东晋的门阀政治才最后巩固了下来。
　　尊奉皇权，控制皇权，是不可分的策略。不尊奉皇权，江左没有重心；而不控制皇权任皇权伸长，也就无所谓士族门阀政治。只有二者结合，方可使“祭则司马，政在士族”这一对门阀士族最有利的政权模式得以建立和维持。
　　（二）门阀士族之间的联合与牵制。
　　门阀士族之间的联合是为了保持皇权与士族的平衡，使“政在士族”；牵制则是为了保持士族之间的平衡，使“祭则司马”得以存续。
　　陈寅恪先生高度赞扬王导功业，着眼点只在南渡这初击北士族的联合，共奉东晋王室，而于后来侨姓士族之间的联合与牵制的重要性则没有涉及。其实，对南方士族加意笼络，只有东晋建国前后最为迫切。但是，自孙吴灭亡起，经过西晋三十多年统治，江东士族的力量毕竟不大。所以等侨姓士族在江东逐步立稳脚跟后，南方士族的分量便日益减轻。侨姓士族之间的联合与牵制，便成为关键的问题。本书用大量篇幅着力论述的，正在这一方面。
　　王敦第一次起兵，反对晋元帝伸张皇权，涉及的是能否维持皇权与士族的平衡问题，侨姓士族包括王导及部分南方士族全都支持，所以胜利了。这便是联合的作用。王敦第二次起兵，由于矛盾已转化为是否还要维持“祭则司马”的局面，涉及士族之间的平衡问题，因而遭到门阀士族包括王导的一致反对，所以失败了。这便是牵制的作用。“说明司马氏皇权也不容任何一姓士族擅自废弃”（第343页）。其后，晋明帝重用宗室诸王及外戚，希冀复振皇权终成泡影；庾亮居上游荆州思废王导，压倒其他士族，独揽大权亦遭挫败，门阀士族采用的就是上述手段。淝水战后，“皇权有振兴之势”（第263页），其原因除了门阀士族腐朽不堪外，也由于他们不能坚持联合以抵制皇权的伸张。
　　（三）牢牢掌握军权——士族专兵。
　　这是建立并维持“祭则司马，政在士族”这一政权模式的实力基础，也是“东晋门阀政治特点之一”（第213页）。主要表现为：
　　第一，牢牢掌握以荆州、江州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军权。最早专兵的是王敦。后来相继主要为陶侃、温峤、庾亮、庾翼、王允之、庾冰、桓温、桓冲、殷仲堪、桓玄等。除陶侃门第有些特殊外，其余无不为门阀士族。等到桓玄失败，江州、荆州先后落入次等士族刘裕手中，门阀政治就接近尾声。
　　第二，牢牢掌握以京口、广陵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军权。京口重镇的形成为时略晚，最早经营者为郗鉴。他在王导支持下吸引流民，利用流民帅建立京口重镇，控制三吴，箝制上游，拱卫建康。继郗鉴镇京口者，很长时期内也无不为门阀士族。及至东晋末年京口、广陵军权先后为次等士族刘牢之、刘裕所夺；就和失去上游军权一样，门阀政治不久了也就划了句号。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反复强调，士族心兵控制上下游，以及与有兵的流民帅又联合又斗争（第138页），其目的与作用主要不是对外，而是对内。上游诸州的“楚江恒战，方城对敌”，只出现于东晋初年短暂时期，后来便主要转化为“居上制下”的形势（第115页）。至于京口重镇从开始经营其职能便“主要不是对外，而是对内，起着防上游以稳定建康的作用。……即令是在谢玄创建北府兵和淝水之战前后时期，京口也只是兼有外镇作用，其主要职能还不是外镇”（第96页）。甚至为世所注视的多次北伐，“动机虽不相同，但都有以北伐影响江左政治形势，增益个人威望和门户权势的目的”（第132页）。“专兵”对维护门阀政治的重要性，在这些论述可体现得十分清楚。
　　以上三个问题互相关联，不可或缺。否则就不能体现“祭则司马，政在士族”这一士族门阀政治的总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