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儒林的元史研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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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学术的发展，都是由一代代学人的成绩不断积累，一步步地前进的，其中杰出学者创造的成绩，能在本学科的发展中开辟一个新阶段，为后来者树立学习的典范和奠定继续前进的基础。在我国蒙元史和西北民族史学科，韩儒林（1903—1983）先生就是这样的杰出学者。
　　韩先生字鸿庵。1903年11月2日生于河南舞阳县黄林村。父业农，二伯在村塾教书，幼时他随二伯就读于村塾，十一岁人初等小学，十三岁考取舞阳县立高等小学。1919年，考进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法文班。1922年冬，留学预备学校改为中州大学附属中学，法文班并人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校，随班转到上海就读。1923年春，因参加抗议法方校长实行奴化教育的活动被驱逐出校。同年夏，考取北京大学预科乙部，获河南省官费资助，得以赴北大求学。1925年秋完成预科学业，升人哲学系本科。1927年夏，因军阀混战，官费断绝，被迫辍学回乡，经前留学预备学校老师推荐，先后在河南省立二中、一中任教。]929年夏，他以两年的薪俸积余为学费回北大复学，1930年夏毕业。
　　在北大读书的后期。韩先生对史学，特别是元史和西北史地之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这门学问是清代后期的显学，清末洪钧《元史译文证补》的刊行又使我国学界获知大量前所未闻的外国史料。于是有不少学者步其后尘，利用外国史料和中国史料相参证进行研究，延续到民国初期仍保持兴盛之势，出了屠寄、柯劭态、丁谦等名家的大型著作。然而，由于这门学问涉及多种语言文字和制度文化，而那时我国学者大多未能掌握必须的语文工具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所用外国史料全靠他人为之转译，名物制度的考证常有错误。其成就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外国东方学家。因此，先进学者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先生均主张兼究外国学术，走中西会通的道路。他们都有研究蒙元史、西北史地和中西交通史的论着，为这一学术新方向之先导。陈垣和陈寅恪先生为北大学生开设的这些方面课程，对韩先生有很大的影响，他常去请教，并按照师长们的指点阅读外国东方学家的著作，深为他们利用新材料、采用新方法获得的成就所吸引，例如史籍中各种译名的审音勘同，他们用汉语古音与他种语言相互比对进行解释，简单明了，与我国学者常用的音差、音转、急读之类说法相比，另是一种境界。他深感必须跳出旧史学的框框，学习西方治学的方法，于是就“遵照师长们的教导，开始从事当日所谓不中不西之学了”。
　　北大毕业后，韩先生受聘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研究所助教。1931年，译完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塞诺博斯的《西洋文明史》第一册。作为女师大研究所丛书之一出版。1933年，他以这部译着从中比庚款教委会申请得赴比利时留学的资助。8月，人比国著名学府鲁汶大学，学习世界中古史、史学方法论、拉丁文等。1934年。又从中法庚款会申请到一笔翻译注释突厥碑文的经费，其年秋转到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从伯希和学习蒙古史、中亚史和中亚古 文字，并在东方语学校学土耳其文。1935年，转入柏林大学东方 语文研究所，学习波斯文、蒙古文，并到普鲁士科学院学习突厥文。
　　同时进行突厥文诸碑的翻译和注释工作。19世纪末突厥文诸碑的发现，在世界东方学界掀起了新的研究高潮，各国学者竞相翻译、考释。而我国学界却长久无人问津，因此，韩先生留学期间首先就着手这一项工作，他根据德国学者Schaeder和英国学者Ross的德英文译文，先将最重要的阙特勤碑译出，对碑文中涉及的人物、地理、部族、官号和史事一一进行考释；1936年又完成了毗伽可汗碑的译注和敦欲谷碑的翻译。这是我国学者研究突厥碑文的最早成果，至今仍是研究突厥史和突厥文的重要参考文献。在留学三年中，他节衣缩食，从微薄的资助经费中省下钱来，购买了几十部很有价值的专业书籍，如1836年出版的波斯文《史集·旭烈兀传》的原文校勘与法文译注本，1881年出版的波斯文《纳昔儿史话》的英译本，1891年出版的阿拉伯文《札兰丁传》的原文校勘及法译本等等。归国前他还专程到伦敦购买东方学书籍，一家著名书店的老板对他的选择精当十分惊奇，不敢相信中国人在这种专门领域竟能如此内行，但又感叹说可惜他来迟了一步，许多好书让日本人捷足先登挑走了。①
　　1936年夏韩先生回国，徐炳昶先生②将他介绍给名望甚高的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接谈之际，顾先生对他的学识十分赞赏，研究领域又与其所创禹贡学会宗旨相合，当即推荐为燕京大学历史系讲师(先后讲授西部亚洲史、蒙古史等课)，并聘请为禹贡学会研究员。当时禹贡学会集中了一批学界菁英，有谭其骧、冯家升、吴晗、童书业、齐思和、白寿彝、周一良、张维华、侯仁之等。韩先生携眷住在北平小红罗厂禹贡学会会员宿舍，与顾先生及诸同人过从甚密，积极参加学会的活动，在《禹贡》半月刊发表其有关突厥碑文的多篇译注和介绍文章。1937年春假，应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之邀，由顾颉刚先生组织北平的大学师生访问绥北，韩先生率领一路，考察了归绥一武川一乌兰花一大庙一达尔罕旗云王府一线。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占我国内蒙古东部并策划并吞西部，所以这次考察显然有引起国人关注该地区危急形势的意义。韩先生考察归来在《禹贡》发表《绥北的几个地名》一文，开头就指出阴山山脉自古以来在我国国防上的价值，并慷慨陈词：“今日外人势力虽已人我腹地，而阴山仍屹然为我北方最重要之腹地防线，吾苟能坚保此线，则民族之逐日复兴，强敌决不能阻止也。”
　　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938年夏，经辅仁大学英国教授施格利介绍，韩先生转任辅仁大学历史系讲师，讲授西北民族史。他在讲课中常借历史上的外患抒发其激忿。一次，发觉有日本人来听课，联想起当时日本杂志曾发表《禹贡派的人们》一文评论中国学者的爱国志向，感到留在北平很不安全，遂决意逃离。1939年春，得到在昆明成立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时顾颉刚在该所)欢迎他前往的答复，遂携眷由塘沽乘英轮绕道香港、越南，辗转至昆明，任该所副研究员。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迁到昆明，该所藏有《史集》波斯原文的贝勒津刊本，韩先生常往阅读，并请人抄录了其中的《部族志》，开始利用波斯文史料与汉文史料相互比勘，对古代蒙古部族进行全面的研究。不久，顾先生赴任成都齐鲁大学教授，经他介绍，韩先生也于1940年春被成都华西大学聘为历史系教授，时该校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他和语言学家吕叔湘是主要研究人员。教学之余，有较多的时间专注于研究工作，两年多发表论文近二十篇。其时后方生活艰苦，图书缺乏，研究条件很差，他却能取得如此丰硕成果，一方面是凭借坚实的根底和丰厚的积累，一方面则是依靠无比的勤奋。1942年，他曾因过度劳累导致肺病发作，咯血不止，卧床数月，仍不间断其研究工作。1943年初，顾颉刚辞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主任朱家骅)，推荐韩儒林继任。这个委员会是1941年顾向朱家骅建议设立的，附在国民党组织部，任务是组织一批蒙、维、藏族人士翻译书籍，聘请汉族学者任编辑之责。韩先生遂从成都移居重庆，主持编译工作，并继续从事个人的研究。1944年秋，应中央大学之聘，任历史系教授，遂辞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但因他擅长边疆民族历史文化，其后又短期被请到边务训练班讲授西北民族史，并兼任过独立出版社编纂，拟订边疆丛书计划。这两年间，他又发表论文十余篇。1945年秋，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聘请他出任法学院边政系主任。1946年，随校复员至南京，仍任边政系主任兼历史系教授。他在中央大学先后开设元史、中西交通史、蒙古史、突厥史、西藏史、中俄交涉史课程，并在东方语言专科学校讲授印度史和中国史。同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也聘请他为该所的兼任研究员。
　　南京解放后，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韩先生任历史系主任．代理法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一直担任南大历史系主任。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学术委员。1956年，他开始招收研究生，并经教育部批准在南京大学建立了元史研究室，亲率研究生将校图书馆所藏有关中外文图书期刊集中，其后陆续增加，建成颇具规模的专科资料与研究中心。同年，他和翁独健、邵循正组成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赴乌兰巴托商订中、苏、蒙三国合作编写蒙古史的协议；次年，赴莫斯科讨论拟定编写提纲，并举行了学术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关于匈奴历史发展的特征和本质》的报告。他利用访苏机会深入了解苏联的蒙古史资料及研究情况，并得到《史集》的新俄译本等书，回国后给研究生作了介绍，教导他们研究元史须随时掌握国外研究动态，才不致落后于人。1961年，他参加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与历史组学者共同议定分工合作编选一套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同时分头撰写断代史专着。韩先生承担了此项高校教材建设任务中的元代部分，带领助手投入史料的编选和《元史纲要》的撰写。不久，他又接受了另一项科研任务。50年代中期，按毛泽东的要求，由范文澜、吴晗、谭其骧主持“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工作进行到60年代初，因编绘边疆地区图的需要，邀请傅乐焕、韩儒林、冯家升、方国瑜等参加编委会，分别负责东北、蒙藏、西北、云南地区。1963年暑期，韩先生带领助手移师北京，完成元史参考资料编选任务后立即转入历史地图工作。1965年10月，经乌兰夫提议，国务院任命他为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兼蒙古史研究所所长，虽已过耳顺之年，仍愉快受命，离南大赴任。1966年初，他再度将南大元史研究室人员召到北京，与西藏图组一起集中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加紧进行蒙古和西藏地区历史地图的编绘。“文革”开始，编绘工作停止，人员解散回校。不久，他从内蒙古回南大“参加运动”，所任职务自然被一并罢去。
　　“四人帮倒，十年乌云消，画皮剥去总是妖，喜看鬼哭人笑。七四岂敢云老，指日四化非遥。今朝书卷重理，鸡鸣再迎春晓。”这是韩先生于1976年10月填的一首词《清平乐一一庆祝四人帮垮台》。再逢解放，他已年逾古稀，而且有病在身(1971年发现患前列腺癌，做了手术)。但首先想到是重理书卷，抓紧时间进行学术研究，为祖国四化建设服务，他和助手重新拟定了断代史专着《元史纲要》的章节，逐节讨论，加紧撰写。1977年，在他主持下，南大元史研究室创办了国内最早的专史杂志《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每年一辑，刊载本室及国内同行的专题论文，以富有特色和较高质量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在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上，他与翁独健等提出建立全国性专史学会以加强交流合作，促进学科发展的倡议。次年，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亚文化研究协会成立，他被推举为两会的副理事长。1980年，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和中国元史研究会相继成立，分别推举他为名誉会长、会长。是年12月，赴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编委会议，被选为副主席。江苏省历史学会于同月成立，他当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编撰工作也在这一年开始进行，他参与了编撰规划的制订，并受聘担任编委会副主任兼元史分册主编。1981年，受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第一批博士点的导师，开始招收博士生。
　　50年代以来，韩先生以大量精力从事教学行政工作和培养青年研究人才，同时仍坚持从事学术研究。“文革”后，他更以百倍热情投入研究工作，除主持编撰《元史纲要》(后改名《元朝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元史分册等项目和指导研究生之外，还连续发表十余篇论文。他以老病之躯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科研和社会工作，终于在1982年冬旧病复发，多方救治无效，1983年4月7日与世长辞。
　　40年代是韩先生学术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期，在四个方面都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蒙元史是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有《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答剌罕考》、《元代阔端赤考》、《蒙古氏族札记》、《蒙古的名称》、《爱薛之再探讨》等十数篇论文；突厥史方面，除突厥文诸碑的译注外，着有《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突厥官号考释》、《唐努都波》等篇；吐蕃史的著述有《吐蕃之王族与宦族》、《吐蕃古史传说研究》、《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明史乌思藏大宝法王考》等篇西北史地等方面，着有《西北地理札记》、《汉代西域屯田与车师伊吾的争夺》、《关于西夏民族名称及其王号》、《清代中俄交涉史札记》、《女真译名考》等篇。几个方面的论着都体现了他的学术风格：掌握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善于借鉴外国东方学家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特别是比较语言学方法)，同时也继承了干嘉考据学的优良传统，直接利用民族文字和外国史料，与汉文史料互补互校，着重名物制度的考证。他的学术成就，代表了我国蒙元史和西北民族史学科发展中一个新阶段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