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一)

详细内容

　　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是四千多年有明晰纪年的中华文明史上继夏商周　、秦汉、隋唐、元明清以后的第五个“大统一”时期。当代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　遗留问题”主要是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和台湾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前后　完成的香港回归、澳门回归，是当代中国“一国两制”的“国家统一”大业的重要里程　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进入21世纪以后，当代中国“国家统一”大业的　“重中之重”就是实现大陆、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合”，圆已经延滞了几代人的中华民　族“大团圆”、“大统一”之梦。
　　当代中国“国家统一”大业，是在继承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　和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的。进行当代中国“国家统一”模式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　究，进行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方案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必须全面、系统和　深入地清理和总结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从中汲取　积极的思想营养。

　　　　　　一

　　自公元前2070年姒启建立夏朝，肇以“中国”为文明元点的“天下观”发轫，至1840　年西方列强以资本主义文明的“血与火”叩开封建制的清朝“闭关锁国”之门，灌输给　已经边缘化的近代中国以国际关系、国际法的“世界观”，有近四千年明晰纪年的古代　中国，虽然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天下“定于一”的“大　一统”却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观、价值观。

　　综观自“王朝国家”至“民族国家”的近四千年古代中国的中华文明史，有四个大统　一的时期，即夏商周(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771年)，秦汉(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　，隋唐(公元589年至公元907年)，元明清(公元1279年至公元1840年)。统一时间近两千　七百年，三分之二略强。有三个大分裂的时期，即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　年)，三国、东晋和十六国、南朝和北朝(公元220年至公元589年)，五代十国、北宋与　辽、南宋与金(公元907年至公元1279年)。分裂时间逾一千二百年，三分之一略弱。可　以说，古代中国“国家统一”是主流、是常态，分裂为支流、为变态。一部中华文明史　就是一部“国家统一”史。

　　据考古学推论，中华文明缘起本土并多元，其凝聚力的核心是黄土高原—黄河中下游　的华夏—汉族[1]。“三皇五帝”时期，华夏族已经兼容并蓄周围各异族，融合成为一　个民族实体，并统一了黄河中下游的各部落联盟。夏商周时期，禅让制的“公天下”嬗　变为世袭制的“家天下”，统一的奴隶制国家的疆域已经“分土而治”，自黄河中下游　至长江中下游。当然，这个大统一时期的所谓“国家统一”是幼稚的，其统一的范围、　规模和程度非常有限，西周逾千诸侯国林立的“分封制”就是典型的案证。但是“惠此　中国，以绥四方”(《诗经·大雅·民劳》)的“天下”统一观已经开始萌芽。“溥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已经成为西周有野心　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憧憬的政治理想。

　　春秋战国时期，大分裂酝酿大统一，自春秋五霸的“弭兵”至战国七雄的“合纵”、　“连横”，在诸侯“尊王攘夷”的兼并战争中，“中国”的疆域不断拓展，各国的“分　土而治”的封邑制也逐步向“分民而治”的郡县制过渡，各国内部的“小统一”率先实　现，为秦始皇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时期，因困厄于大分裂的政治现实，　“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在各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中萌发。孔子“笔削”《春秋》的原　则就是“大一统”。《春秋公羊传》曰：“《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　)。孟子释疑“天下恶乎定?”亦云“定于一!”(《孟子·梁惠王》)。在“百家争鸣”　中，各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已经视“国家统一”为“中国”历史发展不可逆的大趋势　，甚至已经有人开始具体阐述“大统一”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尚书》的《禹贡　》讲大禹时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　雍州)和“五服”(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周礼》的《职方氏》也讲西周时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和“九服”(侯、甸、男、　采、卫、蛮、夷、镇、番)。此一图景并非夏商周历史的写真，而是战国时期的政治家　和知识分子假借前人话语对未来“大统一”国家进行的理想设计。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立古代中国第一个君主专权制和中央集权制的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是中国统一史上的里程碑。秦朝直接辖土北至河套平原和阴山山脉，西至　陇山和云贵高原，东与南至东海和南海，约三百万平方公里，已经远远超越了前人所设　计的“九州”的范围，基本上奠定了自秦至清两千多年的古代中国以两河流域农业区为　中心的“大一统”的疆域版图。秦朝变分封制为郡县制，变贵族制为官僚制，“行同仪　、书同文、车同轨”，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也基本上奠定了古代中国以华夏—汉　文化为“正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定于一”的君主专权制和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　模式。

　　涉及秦朝的统一问题，有一个被有意无意湮灭的但是其重要性并不逊于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二十六年)的年份必须重拾，即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几乎与秦朝统一长城　以南的各农业民族同时，匈奴的冒顿单于也消弭了蒙古高原的四分五裂状况，统一了长　城以北的各游牧民族。古代中国以长城为界的农业区与游牧区“统一”的格局第一次分　别成型，为逾千年后的元朝和清朝统一万里长城内外的农业区和各农业民族与游牧区和　各游牧民族，实现中华各民族的真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说，秦朝是古　代中国第一个真正的大统一时期的发端。
　　秦朝虽然灭亡了，但其奠定的中华帝国的统一基业为西汉和东汉所继承并光大。古代　中国的第一个封建盛世“文景之治”成就了汉武帝步秦始皇后尘的“南征北伐”，中央　政府直辖的郡县东北至朝鲜半岛(有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西南至黔、滇，南　方至越南北部(有交趾、九真、日南三郡)[2]。西北在河西走廊打通以后，将西域也正　式划入汉朝的版图。汉朝的疆界以秦土为基础，向四方展拓了近一倍，约五百万平方公里。

　　汉朝直接为“大一统”服务的君主专权制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统一模式也进一步彰化　和强化，倡言“大一统”的“公羊学”成为朝野之“显学”，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提　议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滥觞，以华夏—汉民族、华夏—汉文化和中原农业区为　元点的“道统”和“君统”合一传袭的“天下”统一观和合法性理论，成为影响古代中　国封建社会始终的不可违抗的主流意识形态。

　　自三国至南北朝的近四百年，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二个大分裂时期，南方的各农业民　族和北方的各游牧民族割据政权林立而征伐不休。其间，南方的长江流域和北方的黄河　流域曾经出现过范围、规模和程度不等的多元“小统一”，包括西晋一度数十年的南北　一元“大统一”，但是都没有改变分裂的主题。

　　需要说明的是，在古代中国的第二个大分裂时期，各农业民族之间、各游牧民族之间　以及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征伐不是弱化而是彰化、强化了中华各民族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的交流。在战争中，各民族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几倍几十倍地放量，大量游　牧民族进出农业区，被农业化或将农业区游牧化；大量农业民族进出游牧区，被游牧化　或将游牧区农业化。汉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逐步为中华各民族所趋同，在融合　各农业民族成分和各游牧民族成分的基础上，汉族的人数越聚越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的民族格局开始初具规模。

　　大分裂酝酿大统一。自三国至南北朝的近四百年，南北分裂的各方无不以“中国”的　统一为战略目标而进行征伐。为了其“大一统”的合法性，各农业民族和各游牧民族都　溯祖“三皇五帝”，言其“授命于天”，以中华“正统”自诩。南北的多元“小统一”　成为隋唐至元“大统一”的“前奏”。

　　隋唐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三个大统一时期。由于有“开皇之治”和“开元之治”的物　质基础，隋唐两朝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大气磅礴。政治上的三　省六部制、科举制、府兵制，经济上的大运河和均田制、租庸调制，均是强化国家竞争　力和中央集权的国家统一功能的浓墨重彩。对于威胁到国家统一的内部分裂势力和外部　侵略势力，隋唐朝弃“守势”取“攻势”，文武之道张弛，一一荡平。唐朝的盛世疆域　曾经西至咸海，东至萨哈林岛(库页岛)，北至西伯利亚，南至北纬18度[3](P57)，约一　千万平方公里。

　　五代十国割据和北宋与辽对峙、南宋与金对峙的近四百年，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三个　大分裂时期。从此开始，传统农业区的汉族政权对北方的游牧民族政权的征伐都没有成　功，不得不取“守势”，无力再圆汉唐的疆域，重铸“大一统”的辉煌。自14世纪至16　世纪的明朝，是古代中国最后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人”的“统一”王朝，其“统一”亦　不出封闭的万里长城。汉民族的勃勃生命力被专心于“内圣”的宋明理学所阉割，忧患　中不绝如缕的“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的悲歌已经走不出狭隘民族主义的死胡同。

　　元明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第四个真正的大统一时期。在汉族政权丧失了“开疆辟土”　的锐气后，天下“定于一”的“外王”之功就为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的“胡骑”所立。　在古代中国，是文明程度低的游牧民族而不是文明程度高的农业民族第一次真正实现了　南北的农业区与游牧区、南北的各农业民族与各游牧民族的“大一统”。当然，“边缘　化”的游牧民族一旦将其统治重心转移至传统的“元点”农业区后，武力征服了“文化　中国”的“新主人”就不可避免地被“旧主人”的“中国文化”所征服，逐步“汉化”　和“儒化”，以谋其“改朝换代”并统一中国的“正统”和“合法性”。

　　元世祖所“开疆辟土”的元帝国之疆域版图超过秦汉和隋唐，是古代中国的最大值。　北线西至额尔齐斯河，东至鄂霍次克海，西南则不仅将青藏高原正式划入，而且控制了　现克什米尔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南麓[3](P67-68)，约一千五百万平方公里。其中央集权　制也由于各地行中书省的设立而进一步彰化、强化。

　　古代中国的“大一统”是在封建社会的末世清朝时期走向巅峰的。一次次统一又一次　次分裂，一次次分裂又一次次统一，近四千年的分分合合所积淀的自小至大、自弱至强　的向心力、凝聚力终于将长期四分五裂的中华大地整合为一个神圣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以1683年至1684年清朝收复台湾并设立台湾府为“收官”之作，古代中国的疆域版图最　后成局：北至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至巴尔喀什湖、帕米　尔高原，东至萨哈林岛(库页岛)，约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随着直接统治的行省制、间　接统治的“羁縻制”和户籍制、赋税制这些中央集权政策的成熟，清朝中央政府对各地　的管辖权和控制力也达到封建社会的最大值。近代中国之中华民国、当代中国之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领土范围就是以清朝自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最后奠定的古代中国的疆域　版图为基础而勾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