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永玉的“中国式独立品格”(一)

详细内容

一、问题的提出
　　
　　应该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从反抗被殖民地化的“主权的中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四个现代化”为标志的“经济强盛的中国”，以及近年在全球化语境中被强化出的“文化上独立的中国”、“走和平崛起道路的中国”等主张的提出，均昭示出一个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如何在与西方和东亚各国的关系中体现自己独立品格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首先构成对传统中国“大同式天下”观和“依从性个体”观的挑战：以漠视“个体权力”、“勃发的生命力”与“可突破任何规范和常识的创造力”为前提的儒家哲学，其所讲的“修齐治平”的“天下仁爱”，在晚近以来西方的经济、文化的文武兼施的侵略中被边缘化了，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个事实致使今天的中国不得不正视西方的资本主义而走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道路，也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反思忽略这“三种力”的“天人合一”文化哲学所存在着的局限。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体从属群体的要求，与其自身在全球化格局中作为“国家个体”、“文化个体”，也通过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在不知不觉中从属着西方的体制、观念乃至思维方式，在文化上依然过着“宗西方的经”（1）的生活而不自觉。即便有“中华性”、“本土性”等概念的提出，也多停留在“审美愿望”的层面上，从而使中国知识分子呈现出“虽然焦虑而又不得不如此”的生存状况……这些状况均说明无论是“忽略个体独立的天下”还是“膜拜参照他者的个体”，都不可能承担“文化上独立的中国”之建立的使命。另一方面，以西方宗教精神为张力的“西方式独立”观，因为强调“个体权力至上”、“个人与社会和理性的冲突”等“对抗性”的理念，又因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跨度过大”而缺乏如何转换的理论论证，这使得用西方“独立观”批判中国传统“从属观”的主张和实践，虽然在百年的中国文化现代化中常常被美化为“孤独的抗争”（2），但是因其情感成份大于理性品格的局限，还是使这种努力越来越受到学界的怀疑。尤其当这样的怀疑与“中国能否走西方式的征服世界的道路”之质疑同步后，问题就转化为一个在独立问题上有没有理论原创性研究的提问。
　　我还想说明的是，因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受“启蒙的思想和观念渴求”之阈限，急于找到解决中国富强的“思想钥匙”的功利性太强，难以突破“寻找现成的真理”之模式，所以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把西方“自由”与“独立”的理论作为“依附对象”而沉浸在西方不同知识的转换中乐此不疲，尚不觉得其中有什么问题。一旦这些西方理论在中国化运用中暴露出“文化错位”与“价值强求”（3）之问题，不少学者也习惯于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去“寻找出路”。从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热”到90年代的“国学热”，可以充分说明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养成了“在中西方现成的观念中过选择性生活的习惯”，而从来不会去想在这些观念之外，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可供我们进行现代提炼的独立性的人格与事例，更没有想到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实践个案中去提取“难以被传统思想所说明”的内容，为理论的“中国现代创造”奠定新的基石。如果说，这种“从一种观念、知识到另一种观念、知识”的研究状况，在有纯粹思辨和批判能力的西方，可以形而上化而不影响他们的“纯粹概念之创造”的话，那么，在缺乏理论推演、思辨和批判能力的中国学者中，在很容易把西方形而上概念作为工具服务于我们现实目的的文化启蒙中，这就不仅很容易造成中国学者“知识堆积”但“问题如山”的尴尬而茫然无措，而且会复活中国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道家情结――理论就是与现实问题无关的“知识之游”。由于知识转换的“兴奋感”远远优于知识能否面对“中国问题”的“焦虑感”，这就必然会出现中国学界的从“理论的实践性无力”到“理论的知识化自娱”之恶性循环。不少学者之所以不愿意深思造成这样状况的原因，正在于我们满足于“知识之游”而不具备“从知识之外的现实中创造出来”的理论意识和冲动。
　　所以我的方法是：在中国文化史上，由于艺术家的生命、情感和思想资质，常常可以松动理学、道学和西学的束缚，作家和艺术家独立自由的品格，可能就会比其它文人与士大夫更容易展示出来。尽管在现代中国理性建立的意义上，艺术化的“独立”与“自由”，很可能在内容上蕴含着需要予以现代中国学者理性改造的问题，但作为“中国式观念”生长的土壤，我认为像当代画家黄永玉，是中国学术界都已有研究、但并没有从“原创角度”去思考的一个作家，其中隐含着“中国式独立”的内涵与方法，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二、黄永玉的政治实践
　　
　　所谓“中国式独立”，在中国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与文化、文学关系密切的国度，是首先表现为个人与政治的“尊重而不限于”的特殊关系的。这种关系既非西方式的“二元”“对抗论”，也非中国传统“独善其身”、“安于学问”的“无关论”，而是一方面以他的“真的人的交往原则”来穿越现有的“等级化的权力政治”，另一方面则以独特的对政治的“艺术性理解”来保持“亲和性解构”的张力。
　　如果你读过黄永玉的作品，又了解其人其事，你就会深切感觉到：这是一个做的、说的、写的难得一致的人，而贯穿做、说、写的准则，就是黄永玉似的“自由”。也因为这“自由”，黄永玉经常说自己过得很“快乐”――这就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一旦涉及到“独立”与“自由”就离不开“痛苦”与“挣扎”的状况构成明显的区别；而不理解黄永玉这种“自由”与“快乐”的“中国式独立品格”的人，便只能在“天性”上称黄永玉为“老玩童”，从而把黄永玉简单化了。
　　在黄永玉的很多轶事中，有一个生活细节很能说明黄永玉对权力、权贵的政治性态度。据说黄永玉曾经拒绝过某省长的“拜见”，但又与北京某国家领导人保持很好的朋友关系，说明黄永玉是以对人的感觉突破“依附政治权力”、“对抗政治权力”、“回避政治权力”这些传统文人处理与政治的方式的――合自己的意，官大官小都可，反之就都不可，这样他就把现实的等级化政治穿越了。他告别的不是“权力”、“权贵”和“体制”本身，而是没有“真正的人支撑的权力、权贵和体制”。如果中国的官员在人的品格和素质上能成为“对人负责而不是对权力负责的人”，“良心政治”和“等级政治”就构不成“对立”了。这种“构不成对立”可以做两方面理解：一方面，在现行体制下，由于现实生活中的政治集中地体现在人与权力的关系上，所以看着顺眼的就是朋友，不顺眼的无论什么来头都可以不在意，这是很容易得罪一些“不是朋友的权贵”的，当然同样也会得到“是朋友的权贵”的默认，所以反而可以造成一种“权力性平衡”。这种“权力性平衡”会使一个人心平气和，而不是愤世嫉俗，并且会使知识分子与政治家的交往变得正常：既不是唯政治家之是从，也不是唯政治家之回避，从而构成一种“不在意是不是政治家或官员”的现实。另一方面，如果黄永玉的这种“个体化的政治”难以成为一种普遍化的现实，这种“可以不见权贵”的“权力”，就是黄永玉对“独立”和“自由”的理解和实践，而“不见你你也不会生气”，就是黄永玉对“政治民主”的基本理解。“可以不见”的权力是“不在意权力”，而不是“在意权力”形成的“对抗权力”、“逃避权力”或“热衷权力”。而对“不在意权力的人”也不会生气，说明一个政治家也没有把自己的权力看作比人更重要，这就形成了一种黄永玉所理解和倡导的健康的政治性生活。黄永玉的创作世界既缺乏重大主题和事件的展现，也没有“忧患”常见的沉重感，他只是以“对日常生活发表独特而轻松的看法”来表明一个作家对世界的一种“启发性责任”，更可以说明黄永玉感兴趣的只是一个艺术家必须感兴趣的“具体而生动世界”。只有每个“活生生的个人”，才是社会政治生活中“具体而生动的世界”。所以，“省长拜见”、“市长拜见”、“校长或院长拜见”，都不是以“具体而生动的世界”出现在他面前的。因为“拜见”本身，就是以身份和地位这些政治性的权力来丈量人与人的交往关系的。所以既不接受“拜见”也不会“拜见”任何权力性人物，就把黄永玉与一般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政治性生活”明显的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