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仁学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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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今中国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治国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我国的文化国情是注重整体价值，讲究伦理道德，追求理想信念。儒家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经济建设服务中，儒家仁学思想，无疑是一可资利用的传统资源。
关键词： 儒家思想 ； 仁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在当代社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的大党，领导着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面临着经济、信息全球化和剧烈的国际竞争；面临着科教、文化国际化发展的机遇与挑战；面临着社会发展多样、多变的复杂局面。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低潮时期，在改革发展所凸显的冲突与矛盾面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是值得全党、全社会高度重视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精神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触及到了精神生活的价值层面，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金钱观念得到强化，人们的享乐观念也得到了强化，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滋长。一些理论家推波助澜，崇尚西方国家的政治，宣扬资产阶级世界观，贬低共产主义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淡化，政治信仰和精神信仰的消退，使得精神生活本身日益世俗化、表面化，精神生活中核心的神圣性价值被掩盖和侵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的同时，社会问题也日益突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的突出表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缺乏广泛的认同。有效整合多元化的社会，将理想与信念落到实处，是应对挑战、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途径。儒家仁学思想强调传统道德文明，人文价值的弘扬和重建，对于克服片面发展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盛行所造成的人生意义的失落和危机，自有补偏救弊之功。
一、 孔孟的仁学主张
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落，五霸迭兴，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习语有“周文疲弊”、“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等语，儒学便是对于社会政治上下失序所作的回应。孔子一方面继承和吸收了殷周时代的天命观和礼乐教化思想，另一方面创造性地从人事体悟天命，第一次提出了“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的人本主义哲学命题。
《论语》载：
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对曰：“人道政为大。古之为政，爱人为大。”[1]
哀公问政，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2]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3]
礼者，人道之极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4]
“仁”的本义就是“人”，“仁道”也就是“人道”。“人道”不是相对于人类社会内部各阶层之间利益的一个概念，而是相对于天道、自然的一个概念，是面对天地自然而将人看待作人。
仁爱从本质上看，是血缘亲情的显发和推广，由爱父母兄弟推而及于社会其他人，在儒家看来，血缘亲情自原始时代以来就有，是符合人性的，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亲人都不爱，就很难谈得上爱别人，具有爱自己父母亲人的真挚感情，才能把这种爱推广于社会。“仁”即“爱人”。按照程颢、程颐的说法，“仁”是“全体”，它“涵义、礼、智、信”，他称为“四支”，即它是一切美好德行的总概括。“恕”即“推己及人”，把自己内在的爱心推及于爱众人。所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6]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所谓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所谓银律。在孔子看来，实施仁的推及要建立在两个原则和前提之上，一是人道的原则，即把别人看成和自己一样的人，尊重别人的人格，二是理性的原则，也就是说，要建立在人类共同的是非、善恶、美丑这样的基础之上。
仁者爱人的思想要通过具体问题而体现出来。这就是儒家的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所要阐述的内容。在经济上孔子主张：养民，惠民，富民。孔子提倡“富民惠民”的政策，强调“因民之利而利之”，是德政的重要内容。荀子从所欲与之出发，主张“以政裕民”，他认为只要实行了“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7]这样的政策，民众就可以富裕了。他还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帮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8]。
孔子的仁学思想得到孟子的大力发展。孟子明确指出“仁者，人也”。所谓仁，是人之所以为仁的本质，因为在孟子看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12]，差别在于人有道德。告诫人们如果人不保存这点差别，很容易丧失道德。在此基础上，孟子又明确指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同样，孟子的仁学思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所表现。在经济上，孟子指出制民之产的主张，因为在孟子看来，人有恒产，方有恒心，而人无恒产，则无恒心，无恒心，则放僻邪纵。在政治上，孟子在孔子德政的基础上又提出仁政的主张，具体言之，首先要注重民心的向背，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13]。与此同时，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4]这就是孟子著名的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思想。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15]。孟子不仅强调君民之间正确关系，还论述了君臣之间的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16]君臣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关系而非绝对的关系。这才是儒家以人为本的真正内涵。《尚书・无逸》要求为政者要“先知稼穑之艰难”，进而“则知小人之依”，“依者，隐也”，下层的普通民众心中的隐痛和难以言说的疾苦，为政者要从爱民的立场出发，实行祥和的政治，要导之以德，教化民众，让他们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和法律，要使民有恒产，要有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生产资料，要使民众安居乐业，衣食饱暖，不饥不寒；要薄其赋敛，少派徭役，减轻民众的负担，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二、 儒家仁学对伦理价值的补偏救弊
从儒家的视野看，在现代文化当中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人的价值、自我意识、想象力屈从于资本主义市场原理和技术以及产业秩序而被歪曲。因而现代文化失去了人的自我实现这一根据而日趋枯竭。孔子早已认识到文化的人性本质。《论语》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也，未尽善也。”儒家强调传统道德文明，人文价值的弘扬和重建，对于克服片面发展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盛行所造成的人生意义的失落和危机，自有补偏救弊之功。
儒家重视以德为本的人和关系。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里，机械的合理性渗透到人格关系，因而造成了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异化。儒家强调指出，德作为人格要素是经济关系的根本。《论语》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17]尽管这是在农业经济条件下适合“人口＝劳动力＝生产力”逻辑的理论，但也对资本主义经济有许多启示意义。经济活动乃是人际活动，故应以人为本；而经济分配体现社会平等与否，故均分才能民安。实际上，君与民之间存在着对等的、相互不可分离的关系，因而孟子曰：“无君子，莫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18]孟子又认为，当百姓无忧于生计时，才能恒下心来修身养性。若君子只顾自己的富贵而不为百姓创造经济条件使他们过道德生活，那么这就等于把百姓推向罪恶的深渊。同样，在现代社会里，劳资之间也存在互相依赖、相生、相成的关系，企业家或资本家有义务为劳动者创造能够过道德生活的经济条件。
西方资本主义的伦理是以财富的积累为目的和价值的。而儒家的经济伦理观则认为，财富的积累不过是实现道德生活的手段。在孔子看来，富贵不得离道而求，贫贱不得合道而弃。而且儒家的经济伦理比财富的积累更加关注它的平均分配。《论语》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化，无寡；安，无倾。”孔子把经济活动的目的理解为财富之均享和生活之安定。由此观之，孔子重视的是平等、安定等社会福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