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三农”难题的四种视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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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农”问题已不单纯是一个涉及农村经济、农民收入的局部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全局性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难点。如何破解这一难点，纵观中国百年历史，制度主义、文化主义、工业主义、技术主义为我们提供了四种破解战略难点的视角。
　　[关键词]经济发展战略；难点；思考
　　
　　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难点：“三农"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是乡土社会，农业是主要产业，民众主要是农民，以农耕文明为特质的均质性社会按照自身的逻辑演绎和发展。因此，农村、农业和农民并没有构成社会和政治问题，有三农而无“三农”问题。随着以工业文明为载体的工业、城市和工人等现代文明因素的出现，与传统农业文明密切相关的农村、农业和农民便成了社会和政治问题，并日益凸显。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农业产量不断增长，农民收入逐年提高，农村面貌有所变化，但是，“三农”问题仍然相当突出。一个来自农村基层干部所反映的“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三农”问题已不单纯是一个涉及农村经济、农民收入的局部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全局性问题。
　　1　农业问题：缺乏专业化分工，生产效率低下。
　　一是对于绝大多数农村地区而言，联产承包制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更深入的制度变革，传统的以分家分户经营以及自给性生产为主、出售剩余产品为辅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由于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农业与其他产业相比，缺乏竞争力，发展缓慢。二是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流通体系，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缺乏有效的联结手段，造成农产品结构与市场结构不相适应。农业产品结构不合理、质量水平不高、不适应市场对农产品需求多样化、优质化和精细化的需求，致使农业发展长期缺乏有效的市场拉动力。
　　2　农村问题：经济落后、文化落后。
　　由于庞大的乡村管理组织与薄弱的乡村经济不相适应，导致乡村负债问题十分突出，资金严重缺乏；又由于长期缺乏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足够投入，农民素质普遍偏低生活单调。因此，在农村无论物质还是文化方面的消费都很低下，再加上资金缺乏，经济难以拉动。据统计，2001年城市人均收入为6860元，农村人均收入为2366元，二者之比为3：1；城市和农村人均可以用于消费的货币收人之比为5：1；在城乡居民存款中，70％的农民只占19％的份额；在商品消费中，70％的农民只购买了占商品总量39％的份额。加上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工农业“剪刀差”，以及财政重城市轻农村等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城市是三年一个样，五年大变样，而不少农村则是十年八年“江山”依旧，面貌未改。
　　3　农民问题：农民收入少，生活贫困。
　　一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据统计，1979―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增长15.1％，1989―1990年下降到只有1.7％；1999～200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为7％，而同期农产品成本却增加了24％，增产不增收。农民收入长期处于低速增长状态，与城市居民收入的高增长形成越来越大的反差。1997―2002年的6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549.5元，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二是农民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由于缺乏风险分散机制，长期以来农民是农产品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主要由农民来承担。由于农村劳动力剩余，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务工，但因自身素质不高、缺少技能培训、城市制度障碍多等原因，他们面临着工资低、子女读书难、无社会保障、无社会福利救助等很大的压力。三是农民负担过重。农村乡(镇)村两级机构越来越大，干部队伍迅速膨胀。一个乡(镇)的干部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甚至有的多达二三百人。至于村一级组织，也是少则十多人，多则几十人。为了维持庞大的行政开支，只能以多种名义向农民收取，无疑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有的地方反映的“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也从一个层面反映了农民的沉重负担。
　　
　　二、破解战略难点的四种视角
　　
　　随着“三农”问题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国内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三农”问题的产生原因及对策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诸多可行性建议。综观中国百年历史，制度主义、文化主义、工业主义、技术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破解这一战略难点的四种视角。
　　
　　1　制度主义――以制度重建乡村
　　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一种利益关系的确定和结构化。制定制度的出发点是平衡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一旦一种经济制度造成社会分化，并由此形成对立阶级，造成剥削关系，政府就必须要改变这种制度，通过制度更替达到社会的理想目标。在20世纪，制度主义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主流思路。除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的基本主张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运动。毛泽东通过改变旧的统治秩序和土地制度使农民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又通过建立人民公社的集体化的方式来解决农民分散难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民社会分化难以巩固制度革命成果的问题。土地问题和生产效率问题在短时间内似乎得到了解决，但事实上的后果则是农民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并由此造成制度绩效日益递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了联产承包制，但农村的土地制度又面临着新的问题：一是土地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仍然是“政策田”而不是“法权田”；二是附加给土地的负担愈益沉重，出现“土地抛荒”；三是土地承包的政策效益日益递减，改革被视为“搞活了农民”、“搞死了土地”。由此看来，仅仅围绕生产关系的变革，局限于土地资源在农村内部的配置，是无法最终走出农村困境的。现在，新农村建设主要不是变革现有的家庭经营土地制度，而是附加于土地的户籍、税收等不利农村发展的制度。新农村建设将立足于农户经营体制长期不变的基本国情，建立旨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现代农业制度。
　　
　　
　　2　文化主义――以文化重建乡村
　　文化主义认为，文化是一种生活形态，正是文化而不是经济决定文明形态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中国的本源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根在乡村，应该以乡村为出发点建构理想的农民生活。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农村和农民只有追求不同于城市的生活方式，才能最终摆脱其依附地位。文化主义的典型代表是梁漱溟先生。他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近代西方文明冲击造成的文化失调，其出路是文化改良而不是制度革命。现代化、城市化造成乡村被遗弃，而乡村恰恰是中国文化根基之所在。农民苦难的事实说明，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不是中国的出路，只有转向乡村，才能找到中国的未来。他主张回归农本，通过文化复兴重建乡村，通过乡村重建改良中国。为此，他提出了“乡村建设运动”。但是乡村建设运动工作了九年，结果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农民还是农民。因为乡村建设运动无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无法克服城乡差别。当今社会已经普遍进入工业社会，而且经济、文化都日益全球化，在开放的工业社会里，让农民自我封闭，建构农民自己的幸福生活及价值观是难以推行和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