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从工人教育转向农民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国化的重要里程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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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共;工人教育;农民教育;转化
　　论文摘要:中共成立初期着重对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农民作用的逐步提高，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重心逐渐转向农民。这个转化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一般模式和中国具体国情的有机结合。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决定走苏俄的革命路线，即在城市中依靠工人暴力运动来取得革命的成功。中共成立初期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工人教育上，主要围绕工人教育和工人运动来展开活动。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开展，以及农民力量的壮大，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着重进行工人教育的方法并不适合中国的基本国情。此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观点认真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开始探索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国化的途径。
一、工人教育阶段
中共成立初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把工作重点面向工人运动，深人工厂，开展工人教育，创办工人夜校，唤起工人觉悟，并在1921年8月11日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各地罢工浪潮此起彼伏，掀起了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在1925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姗运动和省港罢工运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工人，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在1927年3月21日的起义中取得了胜利，为北伐军进人上海扫清障碍。
中共早期注重工人教育的原因主要有:
1.苏俄模式的影响。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也曾有一形象的描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当时苏俄的革命道路是从城市出发，依靠工人阶级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取得革命的成功。既然中国共产党决定要走苏俄的革命道路，采取“以俄为师”的革命方略，那么中共早期把工作重点放在工人教育和工人组织上也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2.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共产国际派往中国指导城市工人运动的是维经斯基，担任促进国共合作的是马林，他们两人对中国的农民问题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维经斯基全力集中于工人的指导，无暇旁顾。马林不了解中国农民状况，1922年7月11日，他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说:中国农民，“他们虽然贫穷，但差不多都有小量土地……，像过去俄国农民中和现在印度农民中发生的阶级斗争，在中国农民是不存在的，也没有听说过像印度和朝鲜农民必须交付的那种高额租税，所以农民群众对革命完全漠不关心，并且尚未表现出政治上的重要性。”他们的这种思想和观点造成了中共早期对农民阶级的忽略和认识的不全面，从而促使了中共早期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工人教育上。
3.当时工人的阶级状况。中国的工人阶级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首先，中国的工人阶级很集中，大多数集中于一些大城市里;其次，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中国的工人阶级所受的压迫也较为严重，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之中;另外，中国的工人阶级较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这些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工人阶级自诞生之日起，就必然要不断地进行反抗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斗争，这为中共早期进行工人教育创造了条件。
4.中共早期领导人对工人、农民运动的观点。在中共早期，受苏俄革命路线的影响和自身的局限性，一些早期领导人要么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阶级的重要性，而将主要精力投身于工人运动中;要么就是对农民阶级的认识出现了偏差。前者如优秀的共产党员毛泽东，1923年陶行知提倡乡村运动时，挥代英给毛泽东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泽东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再去搞乡村呢?”这说明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将农民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后者如当时的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他认为“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这就“造成农民难以加人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