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一)

详细内容

【内容提要】在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遇到的一个新课题。列宁最早对这一课题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在探索过程中，他走过弯路，有过沉痛的教训，但也提出了一些极其宝贵的新思想。如在社会主义的一定阶段上存在着两种公有制，甚至会存在多种所有制形式；要利用市场，利用商品和货币关系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把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从小生产走向社会化大生产的桥梁和中间站；等等。这些新理论、新思想，对于我国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 键 词】列宁/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商品交换/国家资本主义

【 正 文 】
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制度的问题，是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摆在俄国人民面前的一个新课题。虽然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问题也曾经做过一些原则性的论述，但他们的论述是以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为前提的。而在像俄国这种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则是个尚未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伟大的列宁在其晚年用了很大精力来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力图探索出一条在经济落后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子。
一、列宁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计划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俄进入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这个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是改造资本主义旧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经济。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这一思想，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特别是在1918年3 月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之后，就开始认真考虑在苏俄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1918年上半年，列宁相继发表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六条提纲》、《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等论着。在这些论着里，列宁初步拟订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新经济的计划。
首先，列宁认为，在苏维埃政权基本巩固以后，必须把管理工作、组织工作提到一切工作的首位。他指出，苏俄共产党肩负着三项伟大的历史任务：第一是说服俄国人民相信党的纲领和策略的正确；第二是夺取政权并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第三是组织对俄国的管理，即“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上最深刻的经济基础”。[1]（第3卷，P. 496）列宁说，俄国党已基本上完成了“说服俄国”和“夺取俄国”的任务，至于镇压阶级敌人反抗的任务，虽然还没有彻底完成，今后还不能忽视，但这个任务“也已经大体解决了”。[1]（第3卷，P.496 ）在这种情况下，第三项任务，即“管理俄国”的任务，就成为今后的主要任务而被提上现实的日程。所谓“管理俄国”的任务，在列宁看来，就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用新的更高级的管理方式来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列宁认为，搞好这项任务是社会主义取得完全胜利的主要条件。他强调说，为了有成效地管理俄国，“除了善于说服人民，除了善于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外，还必须善于实际地进行组织工作。”[1] （第三卷，P.496）而这种组织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 比夺取政权更困难，也更为崇高。之所以更困难，是因为要用新的方式去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最先进的经济制度；之所以更为崇高，“因为只有 解决了这个任务以后，……才可以说俄国不仅成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共和国。”[1]（第3卷，P.496）
列宁关于把管理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放在首要地位的思想，在当时虽然由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而未能实现，但在他领导苏维埃俄国的7年过程中，只要条件允许，他便重申这一思想， 并立即把组织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作为首要的根本的任务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列宁认为，实现这种工作重心的转移，是一切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发展规律。所以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强调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1]（第 3卷，P.509）这可以说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准则。
其次，列宁指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必须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建立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他说，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联合劳动。如果没有科学的计算和严格的监督，就根本不可能组织社会主义的新经济。因此，搞好计算和监督是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前列宁就指出：“计算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的主要条件。”[1]（第 3卷，P.258）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又指出，工人阶级应建立起自己监督工厂的制度，对“每一种产品，每一磅粮食都应当统计到，因为社会主义首先就是统计。”[2]（第6卷，P.269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3天， 列宁就针对工厂企业的管理起草了《工人监督条例草案》，规定对一切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储藏和买卖事宜，均应实行工人监督。这个条例的颁布，实际上是剥夺剥夺者的前奏。1917年12月，苏维埃政府相继颁布了“工业国有化”、“银行国有化”、“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等法令。到1918年春，剥夺剥夺者的任务基本完成。这就使苏维埃俄国进入了一个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即“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1]（第3卷，P.258 ）为了完成这一极其复杂而困难的任务，列宁认为，首先要在那些从资产阶级手中剥夺过来的大企业中建立起严格的社会主义的统计和监督。他说：当前“我们组织工人阶级的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显然落后于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1]（ 第3 卷，P.500）因此，今后的迫切任务， 是全力以赴地搞好社会主义的统计与监督。为此，列宁不仅主张利用资产阶级专家，而且主张把美国的“泰罗制”这类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制应用于苏维埃的国营企业。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才能赢得反资产阶级的彻底胜利。
第三，列宁还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对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实行统计和监督的计划。“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集中的有统计、有监督的社会化的东西。”[1]（第27卷，P.269）他指出，在当时俄国存在的五种经济成份中，占优势的是小生产经济，如果能够把小生产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就能够使国家更易于对全部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有成效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也就为对整个旧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组织和发展全国的社会化生产创造了必要的和有利的条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列宁认为：“在苏维埃政权下，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社会主义取得可靠胜利的条件。”[1]（第3卷，P.556 ）从列宁关于首先把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搞好统计与监督，然后再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可以看出，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头半年里，他对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考虑还是比较谨慎和小心的。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农民小生产经济在现存经济结构中还占据着明显的优势这个客观事实。他当时曾强调说，苏维埃俄国“曾经是而且还是一小农国家”，因此，“我们向共产主义（这里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语――引者）过渡比在其他任何条件下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困难得多。”[1]（第4卷，P.387）但是， 这时的列宁同其他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一样，还受着一些传统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的束缚。这种思想在随后而来的战争条件下就自然而然地占了上风，并导致1918年春夏之交开始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及其严重后果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初步巩固，引起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极端恐惶和愤怒。1918年上半年，它们勾结苏俄内部的反革命力量，公然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和反 革命叛乱，妄图一举消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为了赶走外国侵略者，镇压反革命叛乱，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进行了紧急动员，宣布全国为军营，并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不仅对大工业实行国有化，而且把全部中、小企业也收归国有，并对企业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即把农民的全部余粮都由政府强制性地统一收集起来，禁止商品贸易，对主要消费品实行统一的分配制度。这项政策的实施，便于集中调配和使用全国的一切财力和物力去克服苏维埃政权当时所面临的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这对于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无疑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政策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规律，因而也给苏维埃政权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到战争结束的1921年春，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当时大工业的产值只是战前的1/7， 农业产值刚超过战前的一半，交通运输陷于瘫痪状态。饥饿、寒冷、疾病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曾积极支持苏维埃政权的农民群众，这时对余粮收集制表现出强烈不满，在阶级敌人的挑唆下，全国许多地区都发生了农民暴乱。工人群众也因生活困难而骚动不安。他们纷纷离开工厂，搞起个体手工生产，并且参加了自发出现的黑市买卖。这些事实说明，苏维埃政权已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同时也说明，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落后国家里，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种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是根本行不通的。正如列宁在总结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教训时所指出的：“我们原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1]（第4卷，P.571）“到1921 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冲击的办法，即用简洁、迅速、直接的办法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2]（第33卷，P.70 ）“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政策是同下层脱离的。这一政策没有造成生产力的提高，而这一点在我们党纲里却被认为是刻不容缓的基本任务。”[2]（第33卷，P.44 ）列宁的这些话明确地告诉人们：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一种不符合苏俄国情的超前政策，必须以一种新的经济政策来代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