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研究举要(1976—2000年)(一)

详细内容

明清时期的江南城市，在同时期全国城市中居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其时的江南城市，从层级来说，从都城、省城到府城、县城以至市镇，可谓级级皆具；从城市功能或性质来分，既有作为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型城市的南京，最为典型的工商城市苏州和杭州，交通中转型城市镇江，又有新兴的通商都市上海，还有一大批因商品经济而兴起和发展的市镇，可谓种类齐全。江南城市以其数量多、规模大、类型全、联系密而构成明清时期全国特有的庞大城市群体，因而长期以来备受学界注目。尤其是20世纪最后25年以来，论着更源源推出，探讨涉及到了江南城市问题的诸多方面。现仅将中国大陆学者有关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的研究择要综述如次，希望能够勾勒出相关研究的基本面貌。

一、城市布局

傅崇兰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探讨了苏州和杭州的座落，认为城内河道即为苏杭城市的骨架，运河是苏州城市位置稳定和苏州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杭州城市位置的稳定，既不能缺少西湖，也不能缺少运河。关于城市与环境的关系，傅崇兰论证了苏杭城市形成、发展与环境的关系，认为西湖和西湖诸山是杭州城市环境发展变化的主导因素，钱塘江、运河以及城内诸河是构成杭州城市环境的重要因素；构成苏州城市环境的主导因素是水，而不是山，在苏州城内，主要是被称为三横四直的水系脉络，运河不但对于城内的河和城外的城濠都有直接的作用，而且作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对苏州城市环境的发展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虎丘则是对苏州城市环境影响较大的山，构成了苏州城市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世界第一大城——明代南京城，一向少有筑城方面的学术探讨。季士家《明都南京城垣略论》①一文利用实物资料和文献记载，作了认真细致的考订，将朱元璋的定都与筑城联系在一起，将朱升“高筑墙”的建议与高大雄伟的南京城垣相联系，论证了朱升的建议是建造南京城的指导思想，利用自然山脊、高岗筑城，包容诸多山头进城内，突破了《考工记》筑城取方型或圆型、开门取正位和复数等规制，一切从实战出发，牢牢控制制高点，形成非方非圆的不规则的多角、不等边的粽子型，总结出南京城筑城工程中沿岗垄之脊筑城，建立深而且坚的牢固墙基，合理利用原有墙身和湖堤，作必要的建筑力学处置，采用坚而且韧的粘合剂，排水措施的合理安排等六项技术，以实物说明了南京城墙历600余年而仍巍然屹立的技术原因，以及建造南京城过程中宫城选址不当和城河未能完全贯通的两项缺陷，多发前人之覆。陈忠平论述了明代南京的城市布局，即整个城市分为三个区域：城东部为政治文化区域，宫殿园囿、官舍衙门、国子监等建筑鳞次栉比，辉煌壮丽；城西部以内桥为界，南为居民坊厢，北为营伍区，城西北为军事区域；城西南为工商业区域。明初的南京不仅地域规模大为扩展，而且规划布局恢宏阔大②。苏州在明清时期形成东半城手工业区，西半城商业区的格局，因此学界较少论证。王卫平进一步论述道，城市东北部是丝织专业区，西北部是工商业中心区，西南部是政治中心区，东南部则自清中叶以后逐渐成为新兴商业区③。
关于市镇的分布，国内外学者原来多以府县城为中心，计算市镇与府县城之间的距离，并以此探讨分布模式(如美国城市地理史学家施坚雅的中心地理论，将城市空间层次的结构称为由经济中心地及其从属地区构成的社会经济层级，由A类、B类、C类和D类四个中心构成，由低到高，D类中心朝着C类中心，C类中心朝着B类中心，B类中心朝着A类中心，同下级中心相比，上级中心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并相应地拥有更广阔的腹地，而中心与腹地所构成的地理空间在理论上应该是六边形区域体系，以此形式逐级向四周辐射)。樊树志和陈学文虽与传统看法有异，但都认为是辐射型的，而两人看法稍异。樊树志认为市镇网络体系虽因水陆交通线的具体状况的差别而有所不同，但基本上呈现出村乡市、镇县府间进行商品交流的地理层次。如将嘉定县作为以县治为市镇体系的枢纽的例子，周庄镇作为某个繁华市镇中心的例子，黄渡镇作为嘉定、青浦、上海交界地区市镇中心的例子，层层辐射，较为规则，这甚至可适用于整个苏松嘉湖地区。④陈学文以嘉兴府为典型，主张市镇的分布基本上是围绕着府县城向四周辐射，组成一张府、县、市镇三级市场的商品流通网。⑤王家范认为，这样做忽略了江南市镇与城市的相异点，与江南市镇形成的历史实际不符，江南市镇的形成，不是以府县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而却往往在离府县城比较远、与邻府县交界的地区率先出现，其产生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需要有着极密切的关系⑥。笔者以苏州府的市镇为典型分析后认为，各县各乡市镇数量多少不一。规模大小不等，并不存在如人所说的以县治府治为中心的层层辐射的分布格局，也没有形成如人所说的等距离有规则的分布网络。县治大多不是经济中心，位置又往往偏居一隅，市镇也就不可能以所庄县城为中心。苏州市镇只在它们所在的地区发挥经济辐射的作用，与或近或远的县治府治关系不大，因此并不呈现出村乡市、镇县府间进行商品交流的地理层次，苏州市镇如此，他府他县市镇大率如此。江南市镇的分布，既要受到水陆交通线的限制，又要受到各地经济结构的影响，不但各府各县之间极不均匀，多寡悬殊，即或一府一县之间也情形各异，很难一概而论，不能用某府某县或某地市镇的分布特征来简单概括整个江南地区市镇的分布状况。要说江南市镇有什么分布特征，那就是它基于各地不同的地理条件、不同的经济结构而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色⑦。至于其具体形状，王家范认为，市镇往往位于河网平原的某一区域中心或枢纽点上，镇环四流，河流横贯镇市，商店、民居多傍水而立，因水成衢，因水成市。而其基本格局为，小市镇是一线型，一河二街，店肆集中于上塘或下塘的某一中心地段，余则疏落为民居，而从明代中叶开始，许多新兴市镇的气派与旧市镇迥然不同，形成丁字型与十字型的大中型市镇(《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对此江南市镇的具体分布格局，樊树志也持相同看法⑧。陈忠平更紧扣水与市镇的关系，认为市镇是农村商品交换中心，近水而居，沿水成街，镇环四流，水在市中，构成了太湖流域市镇的典型地理地貌特色⑨。宋家泰、庄林德则认为，江南地区市镇的兴起发展与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大有关系⑩。罗仑、夏维中则认为，明清时代江南沿运河市镇与江南运河的功能兴衰颇有关系⑾。这些论着，角度虽有不同，但都从一个侧面推进了相关研究。
二、城市文化

傅崇兰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辟有专章，叙述苏州城市文化。他认为，与扬州文化的发展突出地表现为文化人与商人的结合不同，苏州突出地表现为文化与手工业生产相结合，文化人与手工业者相结合。因此他从文人与制扇手工业、画家与颜料生产、画家与装潢工艺美术手工业以及知识分子的意匠与苏式家具的形成四个方面具体论述苏州文化与生产结合的特点。
对于反映明清江南市井文化的图绘作品，学界一向注目。20世纪60年代初，李华即仔细辨认了清人徐扬的市井风俗画《盛世滋生图》(后世又称《姑苏繁华图》)，解释了画中的230余家市招，为学界多所引用，贡献不小。1986年，苏州市为纪念苏州建城2500周年，又对此图分段作了介绍；后来在台湾、香港再版时，秉琨又作了介绍，虽有别样意趣，但进展似乎不多。江南另有两幅图卷，反映明后期南京繁华的市井风貌。一幅谓之《南都繁华图卷》。中国历史博物馆(2000年2月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王宏钧、刘如仲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据其统计，仅在南市街至北市街这一段，画面上出现的幌子招牌就有109种，人物一千多个。他们认为，《南都繁华图卷》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城市经济繁荣和社会生活变化的种种景象，充满着特定时代与地点的特色，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时期丰富具体的形象史料。他们还指出，在《南都繁华图卷》的创作过程中，作者可能学习或参考过宋人《清明上河图》或其仿制品，以及描绘城市景物的民间作品，但是它的历史、艺术价值却远不是那些纯属摹仿旧作或大多凭想像画成的城市景物图所能比拟的。他们还主张，这件作品的绘画技巧虽然并不高，显然也不是名画家仇英的作品，但是它在描写社会生活中所体现的我国古代绘画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却应该肯定⑿。另一幅谓之《上元灯彩图》。对此图，徐邦达认为是“明中画师所作上元灯戏图意。写当日金陵秦淮一带居人于上元节日欢腾游乐之景”，而杨新认为，从画面的人物衣冠与绘画风格来判断，当为明人所作毫无疑问，但是从反映的人物的生活内容以及市场景况来判断，应相当于明万历至天启时期，所画地点应是秦淮河往北过三山街的内桥一带。《上元灯彩图》的作者为民间画师，作品的服务对象也是民间人士，所以更加接近生活原型。该图不但描绘了南京古董一条街，同时也描绘了众多的地摊商贩，从地摊上陈设的商品看，也以古董为主，是一次灯市与古董相结合的专门化集市贸易大会⒀。图像文本提供了文献所不能提供的诸多信息，学界对这些图卷的介绍性研究，大大地丰富了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的内容。
对于城市市民文学问题，探讨颇多，且看法不一。学界通常将明末苏州民变称为市民斗争或市民运动。洪焕椿《明清苏州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初步考察》⒁一文认为，明末苏州两次大规模市民运动，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当时城市各阶层人民只要求封建政权减轻对工商业的掠夺，并不是推翻封建统治，因此市民斗争具有两重性。王天有《万历天启时期的市民斗争和东林党议》⒂一文认为，万历天启年间新兴市民阶层的斗争，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东林党人同情市民斗争，但不是新兴市民阶层的代表，虽然他们都反对明神宗派矿监开矿经商和阉党黑暗统治，但两者的出发点和基础不同。考察明末苏州民变的，还有潘树广的《明末苏州织工斗争在文学上的反映》⒃和《明末戏曲中的江苏织工斗争》⒄，从文艺角度研究民变，别出心裁。但开风的《明清时期没有市民运动》⒅对市民运动之说提出质疑。作者认为明清时期的封建城市与西欧中世纪末的城市有很大不同。中国城市中的商人、手工业作坊主和手工业工人力量微弱，只是作为相互孤立的社会阶层分散存在，并无形成统一的市民等级的共同基础，更不能形成统一的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市民运动，苏州的踹布、丝织、染织、印书等行业，都有雇工为争取增加工资和米贴、提高工银成色和反对包头克扣工价等，以罢工、停工等方式斗争，这纯属经济斗争性质，同由于封建政权禁止雇工“齐行罢市”，有许多限制雇工人身自由的苛刻规定不同。这种斗争虽然有反封建压迫性质，但仍不能说明存在属于“第三等级”性质的市民阶层和他们发动的市民运动，实际上它只是许多并无内部本质联系的城市居民中发生的事件而已。夏维中在回应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的呼吁时也认为，不少学者把晚明民变这种斗争与资本主义萌芽联系起来，并认为这就是市民运动，是市民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走向政治舞台的标志，这实在是一种误解。这种斗争，无论是形式还是内涵，都与欧洲中世纪的市民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绝不能相提并论。还有些学者把明中期以来城市社会风气的变化也归之于市民，提出“市民风气”、“市民文学”之类的概念，这些也都是有点牵强附会的。从本质上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可能也不允许一个独立的市民阶层或阶级的存在⒆。
江南市镇文化，是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此，樊树志、陈学文的市镇研究专着都有不同程度的探讨。樊树志在其《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中认为，市镇因为交通方便、经济发达、信息灵通，吸引着邻近地区的士大夫知识阶层向其聚集，具备了知识相对密集、文化凝聚力强的特殊优势，从而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中心。他并以湖州府的南浔、菱湖，苏州的唯亭、甫里、同里、唐市，松江府的朱泾，嘉定县的南翔、罗店等镇为例，阐述了其人文蔚起、科第兴旺的盛况。他还认为，构成明清区域文化一部分的江南市镇风俗，具有趋向奢糜和浓厚的市井气息与商品化色彩的特点。他还辟有专节讨论市镇茶馆文化，指出茶馆兼具信息、娱乐、赌博的多种功能，是市镇社会的一个缩影。吴仁安的《明清以来江南水乡古镇同里社会经济与文化风尚探微》⒇则专门探讨了吴江名镇同里镇在明清时期的社会风尚、文化结构及文化遗存，认为其时的同里镇，不仅是周围乡村的经济中心，也是苏州府东南的文化中心，其教育发达，义学、社学、书院等学校遍布全镇，文化昌明，人才辈出，人文蔚起，科第兴盛；镇上各种赛诗文会定时举行，文风不替，各种寺观庙会定时举行，香火不绝；镇上名门望族多，大户人家多，深宅大园多，园林碑刻多。此文篇幅不大，但就探讨市镇文化而言，份量不轻。
对于明清江南书业文化，论者不少。张秀民从文献刻印流布的角度，探讨了明代南京书籍刻印的发展阶段、数量、种类及书铺的名称、坐落分布等，清晰地揭示出其时南京书业状况。方行基本上以江南印刷业为例，认为明清时期出版印刷业的资本主义萌芽大体沿文人刻书向商人刻书过渡、书坊雇工刻书和书坊控制小生产者的包买商方式的三条途径发生[21]。冀叔英《谈谈明刻本及刻工——附明代中期苏州地区刻工表》[22]和李致忠《明代刻书述略》[23]等文，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明代南京、苏州等地刻书印书的内容、水平、书坊数量和刻工数量等问题。叶树声、余敏辉也对明清江南的私家刻书作了考察[24]。至于考察明清江南藏书及藏书家的论着，更不稍间断，但泛泛介绍者多，深入探讨者少。
对于江南人文风习，也有人寓目。马学强论上海人文风习由传统到近代的转变，认为自明清以来，上海地区府县建置与苏州府、太仓州联系甚密，渊源甚深，因而在风习上较接近于苏州，由传统的尚武向重文转变，清代康熙年间开海禁后，外来人口、商品的大量涌人，大大地开放了上海人的胸襟、意趣和视野，而与商贸发展相伴而来的经济心态和生活方式则冲击着传统的文化心态和生活方式，上海人渐渐养成了一种习惯——吐故纳新，对外来人、物宽容接纳，对新鲜事物异常欢喜，生活方式也由敦朴崇俭趋向奢华好侈。上海人文在传统时代的发展也许确实不够高雅、精致，但有着新兴发展的粗糙，也因为五方杂处而显得文化不够纯粹，总难免夹杂着商业气味，但这样的“粗俗”却使上海文化因为没有太多的传统积淀和文化的束缚与排斥而具有开放性，较容易吸纳各方文化的精华[25]。严迪昌的《“市隐”心态与吴中明清文化世族》[26]，探讨了明清时期吴地文化世族的市隐心态的形成背景、过程及内涵，认为吴中文人的市隐文化心态，历经明初及明中期，在本地域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通过重新振起的和外来定居的旧有和新兴的文化世族的衍传，得到了长足发展，进而普遍构成为以太湖流域为幅员，以苏州府属为核心的吴地人文性格。此文揭示出了吴地文化世族的一个重要特征，推进了吴文化研究。
对于明清江南文人，也多专论。笔者的《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田考察了明清江南进士的数量与地域分布，实际上揭示了江南进士与城市的关系，认为雄居全国七分之一以上比例的进士主要分布在苏州、杭州、松江、常州、湖州、镇江等城市及郊区，这是与明中期开始的江南地主城居化趋势一致的，财力雄厚的江南地主麇集在生活优裕、条件方便、信息灵通的城市，故城市中中第者最多。《明清江南进士研究之二——人数众多的原因分析》[28]从经济基础、社会风尚、科考能力、自然环境、社会背景等方面探讨了江南进士众多的原因，认为江南进士独多，与该地全社会好学勤学、重教重考、擅长科考大有关系。《明代江南进士事功述论》[29]考察了江南进士出身的官员为政和致仕后的所作所为，探讨了其作用和地位。孟彭兴考察了明清太湖地区的各种文化人才和经学、诗文、小说、戏曲、曲艺、民间歌谣、说书等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形式，认为在明清时期，由于新经济因素的出现，江南浓郁的文化环境更加得到较为深刻的体现，使其孕育了与其他地方具有较大差别的独特的文化性格，深深地影响着该地域社会的精神面貌[30]。黄爱华的《论明代市民文人》[31]考察了明代江南市民文人的思想意识及其价值作用，认为文人队伍和市民队伍的空前壮大，为市民文人阶层的膨大准备了条件，其思想意识表现为，否定现有社会秩序，要求改良政治和实现社会平等，反叛封建礼法名教，宣扬个性自由，提倡抒写真性情，推崇通俗文学。市民文人的思想意识和表现，对封建制度起了动摇和冲击作用，刺激了思想的解放，其新颖文学主张使文艺重新获得了生命，纳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他们对戏曲、小说等通俗文艺倾注的热情和关注，大大地提高了通俗文艺的社会地位和艺术水平，对后世通俗文艺的进一步兴盛和发展开辟了道路。李玫的《明清之际苏州作家群研究》[32]更以苏州作家群体为考察对象，探讨了其具体组成、活动年代、作品内容风格特点、作品存佚情形等。该书在明清江南文人研究的角度方面较有新意。
对于明清江南文化家族，研究成绩也令人瞩目。吴仁安的《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着姓望族》[33]，全面研究了明清上海地区的着姓望族，着重介绍了明清时期诸如潘恩、徐阶、董其昌、徐光启、王鸿绪、张照、钱大昕、廖寿丰等一大批望族名流的生平，300余家明清上海地区着姓望族的门祚，详细阐述了这些望族的形成条件、发展变化及其社会影响，以典型的资料清晰地勾勒出了明清上海地区望族在不同时期变动的轨迹。江庆柏的《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34]，则是考察明清苏南望族文化活动的专着，内容涵盖苏南望族发展的社会环境、文化特征、家族教育、文化学术活动、人才优势，以及望族中的女性，望族与科举、家族藏书、家族文献整理的关系等，提供了明清苏南望族文化活动的基本信息。
江南园林甲天下，论者自然不少。陈从周《中国园林》[35]一书，从园林构筑手法和美学欣赏的角度，论述了江南的诸多园林，如苏州的拙政园、留园、网师园、沧浪亭、环秀山庄，上海豫园、内园，嘉定秋霞圃，海宁安澜园，以及常熟、西湖的园林，江南的著名造园高手，江宁随园图等均有涉及，精辟地分析了明清江南园林的美学意蕴。他同时指出，江南园林之多之美，与当地经济实力之雄厚，士大夫兴趣之所在，市民生活之需要等，皆有关系，造园在经济物质基础、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等方面皆具备，主人好客，文入画家策划，在造园中体现了闲情逸致的士大夫思想意识，名工巧匠为之经营建造，于是城市山林，宛白天开，文酒之会，几无虚日，藉着林泉之资，培养声誉，家乐与园林，成为士大夫自命风雅的工具，也为广大市民带来了便利和机会。魏嘉瓒编著的《苏州历代园林录》[36]，则分时段叙述了苏州园林建造情形及著名景点，提供了较为有用的资料。王春瑜的《论明代江南园林》[37]，探讨了明代园林与江南经济的关系，认为江南园林在明代的迅速崛起，是明代高度的经济、文化的产物；江南园林是江南文化的结晶，江南园林的建造有着商品化倾向，具有园与庄的结合；江南园林的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杨嘉枯的《明代江南造园之风与士大夫生活——谈明人潘允端玉华堂日记>札记》[38]，通过对《玉华堂日记》的介绍，考察了明代士大夫兼并土地，豪夺巧取，不吝大量钱财营造园林的概况。
此外，李嘉球对明清时期苏州的戏曲文化也作了考察[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