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河套地区的开发(一)
详细内容
内容提要：河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始于汉武帝，汉代国家开发河套采取如下措施：一、设置郡县，建筑城池，为这一地区的开发建立居民点和开发中心；二、迁民屯垦，增加河套的劳动力；三、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屯田；四、妥善安置归附匈奴；五、兴修水利。从而确保了开发的成功。河套开发于西汉后期和东汉中期出现两次高潮，其间开发主体也在变化，在西汉，河套开发的主体是封建政府，至东汉，豪强地主田庄成为河套开发的主要形式。
关键词：汉代河套开发政府行为田庄经济
本文所论河套，位于北纬37度线以北，包括宁夏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的部分地区，今属宁夏、内蒙古、陕西三省区。在汉代为朔方郡、五原郡、云中郡、定襄郡，以及北地、上郡的北部和西河郡的河西部分，统属朔方刺史部。因为黄河在这里流了半个回环，故称“河套”，套内之地则称“河南”。
秦汉以前，主要是匈奴人在这里活动。秦统一之后，派蒙恬率lO万大军将匈奴逐出河套，“徙谪戍以充之”，但泰祚短促，秦末天下大乱，移民皆返还家乡，河套复为匈奴所有。①汉武帝反击匈奴，占领河套。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粮饷运输极为困难，于是西汉中央作出开发河套的重大决策，并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由政府全力以赴、深入持久地全面介入一个地区的经济开发，这是第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可以说是中央政府开发边疆的典范。然而此后近2000年的环境变迁，昔日的辉煌已湮没于漫漫黄沙。因而在当今西部大开发全面启动之际，探讨汉代河套开发也就变得更有意义。
一、两汉政府开发河套的政策和措施
(一)设置郡县建筑城池
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遂取河南地”。然后大臣主父偃向武帝上疏，“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武帝接受这一建议，当年即置朔方郡(今内蒙乌拉特旗东)和五原郡(在今包头西)。②后又于元朔四年(前125年)置西河郡(郡治今府谷西北)。河套平原还有云中郡、定襄郡。北地、上郡的北部也延伸到河套地区。武帝又在郡下设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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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匈奴列传》。
②《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汉书·武帝纪》。
《汉书·地理志》记载，至西汉末，朔方郡有县10，五原郡有县16，云中郡有县11，定襄郡有县12。北地、上郡、西河三郡有部分区域不在河套之内，但亦可算出其大概：西河郡，有县36，根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该郡可考县20，无法考定具体位置的县16，位于河套区内可考县11，按照这一比例，该郡河套区无考县应为9，则西河郡的河套区应有县20。依同理，上郡共有县23，其中可考县16，无考县7，37度线以北可考县9，则该郡河套区应有县13。北地郡共有县19，其中可考县16，无考县3，37度线以北可考县6，由于银川平原全在该郡北部，屯田和军事机构亦全在北部，则北地郡的河套区约有县8。如此则西汉河套地区共有90县。其县数比现在密度高得多，像朔方、五原二郡，在其境内汉代有县26，而今天只有7县l市(包头市)。
西汉所设郡县皆筑城。《汉书》的《武帝本纪》、《匈奴列传》、《苏建传》俱载，汉武帝在设置朔方郡的次年(前126年)，遣将军苏建筑朔方城，“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它郡亦相继筑城。新设置的县也在筑城，如朔方郡之临戎县城，为武帝元朔五年筑，其三封、沃野两县为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所筑。①太初三年(前102年)夏，武帝“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罗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②
河套地区所筑之城，既是郡县治所和军事防守的据点，又是一个地区最重要的居民点。西汉虽然在三次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但退居漠北的匈奴仍有强大的进攻能力，机动性强的匈奴骑兵仍经常窜入河套地区进行骚扰，如元鼎五年(前112年)，匈奴“入五原，杀太守。”：太初三年秋，“匈奴大入云中、定襄、五原、朔方，杀略数千人，”并将徐自为所筑塞外列城尽行破坏。征和二年(前91年)，“入上谷、五原，杀略吏民。”昭帝时，匈奴还曾在入侵五原、杀略数千人之后。“数万骑南旁塞猎，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③故在当时的情况下，从内地新迁来的人民是不可能散居于野外的。像朔方郡的临戎、三封和窳浑三县城，其城垣遗址宽约9～13米，若宽高之比按1∶1计算，则城墙高度约为10米，抵御匈奴骑兵应当是绰绰有余了。三县城周围“都散布着数以万计的汉墓”，④“在这些成群的古墓中所埋葬的主要还都是普通的居民”，⑤这说明新筑的郡县城确是人口集中的居民区和本地区的开发中心。
(二)迁民屯垦
匈奴退出后，河套成为空旷之地，汉武帝从内地大规模迁民以充实这一地区。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三次，分别在三大战役结束的当年。元朔二年(前127年)春，第一次战役结束，当年夏，政府“募民徙朔方十万口”⑥。元狩二年(前121年)夏，第二次战役结束，其年秋，“则陇西、北地、河西亦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⑦元狩四年春，第三次战役结束，其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⑧这一次规模最大，河套地区移人恐不下三、四十万人。此后小规模的迁民经常进行，如《汉书·武帝纪》载元狩五年，汉“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根据《汉书·地理志》西汉元始二年(2年)数据统计，至西汉末河套共有县90，户30．2789万，口146．2467万(北地、上郡、西河三郡有部分地盘不在河套范围以内，其户口数均以1／2计)。终西汉一代，河套徙民估计约百万人。而与河套同步开发的河西地区才有28万人，仅及河套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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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地理志》。
②《汉书·武帝纪》
③《汉书》之《武帝纪》、《匈奴传》。
④《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文物》1977年第5期。
⑤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82页。
⑥《汉书·武帝纪》。
⑦《史记·匈奴列传》。
⑧出于《汉书·武帝纪》。据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考证：“汉武帝时根本没有向会稽迁民，《武帝纪》中的‘会稽’二字显系衍文。”(见该书193一19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王莽时民族关系紧张，匈奴重新占领河套，“于是边民流入内郡”。①东汉初年刘秀采取收缩政策，西、北边郡多被放弃。建武二十六年(50年)，匈奴发生内讧，南单于归附，东汉重新开始对河套的经营。“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施(弛)刑补理城郭。发遣边民在中国者，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②明帝永平五年(62年)，“发遣边人在内郡者，赐装钱人二万”。这两次遣返行动，河套都是重点。
东汉实行以犯罪刑徒实边制度，有不少人发配到河套地区。如明帝永平八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三边县；妻子自随，便占着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凡徙者，赐弓弩衣粮。”九年，又诏“郡国死罪囚减罪，与妻子诣五原、朔方占着。”十六年，又有同样的诏令。③
对于徙边人民，政府有较妥善的安置，迁徙途中及初到边地，“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费以亿计。”④即便是东汉刑徒罪犯徙边，也有较为优惠的照顾．文帝时，晁错在其“募民徙塞下”奏疏中，曾提出为移民建房屋、给土地、置医巫、解决衣食等措施，西汉后来大规模的移民实际也是这样做的。《汉书·平帝纪》载，政府在边地为移民“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予犁牛种食”。《后汉书·章帝纪》载：“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饷，贳与田器。”但两汉政府都规定：移民一旦到达边郡，不得再返回内地。⑤
(三)军事屯田
三次战役结束后，匈奴远遁漠北，国家没有大的军事行动，西汉实行军事屯田政策。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甘肃永登县)，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这是文献记载中的西汉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屯田。文中的“田官”即其军垦农场；“度河”，是指今宁夏和内蒙古境内南北走向的那段黄河，故其屯田区主要分布于黄河以西的宁夏平原和内蒙古后套平原西部。
第二次大规模屯田在元鼎六年，《汉书·食货志》载是年武帝命“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河套是这次屯田的重点，60万人中河套大约应占40万，故这又是两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屯田活动。天汉元年(前100年)，武帝“发谪戍屯五原”⑥。这是徙边罪犯军事屯田的记录。朔方、五原二郡的北部，汉代称为北假，北假地处黄河后套，河道纵横，土壤肥沃，也是汉代河套军事屯田的重要地区。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曾一度“诏罢北假田官”，⑦至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遣尚书大夫赵并使劳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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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王莽传》。
②《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③《后汉书·明帝纪》
④《汉书·食货志》。
⑤《后汉书·张奂传》。
⑥《汉书·西域传》。
⑦《汉书·元帝纪》。
还言五原、北假膏壤殖谷，异时常置田官，乃以并为田禾将军，发戍卒屯田北假，以助军粮”。①说明这里早就有军事屯田，只是到了西汉末国力衰落，北假屯田才时断时续。
从上述形势看，西汉军事屯田主要分布在河套外围的北边和西边，并与河西及居延地区的军屯相连接，以形成坚强的军事防线．而套内则以移民垦辟为主。
汉代在边远垦区设置专门的机构和官吏，管理开发和生产事宜。《后汉书·百官志五》载，“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如西汉在北地郡北部设有主持屯田殖谷的上河农都尉，其屯田城有上河城和南北两典农城(大致分别位于今宁夏平原上的永宁县、青铜峡市、银川市境内)。《汉书·冯奉世传》言成帝阳朔年间，外戚冯参曾被“擢为上河农都尉”。在河套地区杭锦旗的霍洛柴登汉代古城中，曾出土“西河农令”和“中营司马”的官印，②农令为“田官”之长官，③“营”应为田官下属单位，“司马”则为其长官，说明这里曾是一处军屯农场。另外西汉还设有护田校尉等农官，《史记·田叔列传》言武帝“使田仁护过田谷于河上”便是。
东汉建立后，鉴于河套重要的战略地位，依然在北边屯田。史言：“(河套)北阻山河，乘厄据险。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④但与西汉相比势头已衰。羌人起事，波及河套，“郡县兵荒二十余年”，屯垦移民多回故乡。顺帝永建四年，接受尚书仆射虞诩建议，“乃复三郡(朔方、西河、上郡)，使谒者郭璜督促使者，各归旧县，缮城廓，置侯驿。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计。”⑤但总起来看，东汉河套屯田，无论规模还是成就都大不如西汉。
(四)安置归附匈奴
两汉400年中，由于各种原因，经常有成批的匈奴归附汉朝，两汉政府对他们采取了较为妥善的安置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是为他们设立专门的居住区——属国。《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元狩二年第二次战役结束之后，匈奴昆邪王率4万余众降汉，武帝“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即设五属国以处之，此开属国之始。《汉书·地理志》所记五属国的治所位置：陇西属国治勇士(今甘肃榆中北)、北地属国治三水(宁夏同心东)、上郡属国治龟兹(陕西榆林北)、西河属国治美稷(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五原属国治蒲泽(约在内蒙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一带)，都在秦长城之外，河套之内。
上个世纪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属国的存在。如著名的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其主人就曾“出补西河长史，行上郡属国都尉事”。⑥1996年清理的陕北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按其城制及与榆林城的相对位置，很可能就是汉代所设的上郡属国治所龟兹。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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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王莽传》。
②《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文物》1977年第5期。
③孙言诚：《中国屯垦史》上册，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236页。
④《后汉书》之《杜茂传》、《西羌传》。
⑤《后汉书·西羌传》。
⑥《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文物》1974年第l期。
⑦《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l页。
《汉书·宣帝纪》记载，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秋，“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将人众万余来降”，可能被安置于河套地区。五凤二年(前56年)十一月，“匈奴呼速累单于帅众来降”，西汉于次年二月“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汉匈关系进入和睦相处时期。西汉一代，内徙河套的匈奴总计约有十余万人。
王莽时期，匈奴复起，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分裂，南匈奴首领日逐王比率部众四、五万人归汉，去五原西部塞80里立其王庭，二十六年又令徙居西河郡之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北)，单于以其部分人户分屯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助汉守边。南匈奴最盛时，领户3．4万，口23．73万。①
在汉人影响下，匈奴也有了农业。秦汉时期，有一些内地和边郡的汉人为躲避战乱、徭役亡入匈奴；在汉匈战争中，亦有人出于各种原因入于匈奴(如卢绾、赵信、卫律、李陵等均为投降匈奴的西汉将领)，内地农业因之传入匈奴。第三次战役时，大将军卫青率10万大军乘胜逐北至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城中积粟应为匈奴耕种所得。三次战役之后，匈奴加快农业的发展，《汉书·匈奴传》言太始三年(前94年)，匈奴“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单于恐。”农业在匈奴人经济生活中已举足轻重。其后又有西汉降将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师古曰：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令其子孙尚号秦人)，汉兵至，无奈我何。’即穿井数百，伐材数千。”②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兴农活动，且为匈奴统治者出面组织，其影响应当是深远的。匈奴还模仿汉人，实行屯田。《汉书·西域传·车师传》言：“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宣帝即位，遣五将将兵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车师复通于汉。”《汉书·常惠传》曰：“是时乌孙公主上言，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其侵乌孙，唯天子救之。”《汉书·匈奴传》载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马孙西域”。
上个世纪苏联和蒙古学者在蒙古发掘的相当于汉代的匈奴墓葬中，发现了不少谷物、农具及与农业有关的大型陶器，陶器出土时还往往盛着谷物。③这些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匈奴人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农业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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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②《汉书·匈奴传》
③林干：《匈奴通史》第一章，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归顺匈奴在河套地区进行开发活动的情况，我们目前尚无直接的文献资料，但这些已经有了农业开端的匈奴人，虽然畜牧业仍然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他们入居河套，直接受农业文明的熏陶，肯定会有更多的匈奴群众，程度不等地从事农业，开发荒地。
(五)兴修水利
汉代河套地区，黄河水流平缓，在宁夏和内蒙一带的滨河平原，还有许多支流和湖泊港汊，因此有丰富的水源，而且利用亦很便利。河套属内陆型气候，自然降水不能满足作物生长的需要，农业几乎完全依赖灌溉，故兴修水利是汉代开发河套的重要措施。
汉武帝时，全国出现了兴修水利的高潮，河套虽处边陲，水利兴修的情况却不减内地。《史记·河渠书》曰：“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水及川谷水以溉田。”《平准书》又云：“其后番系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为溉田，作者数万人；郑当时为渭漕渠回远，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作者数万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末就，费亦各巨万十数。”从上述记载看，自汉武帝时期开始，河套已成为全国兴修水利的重点地区，其规模已与内地的大型工程不相上下。
在河套，大凡设置屯田的地方，必有水利灌溉工程与之相配套。但汉代典籍没有具体情况的记载，根据后世文献及今人研究，汉代在河套地区修筑了如下水利工程：《水经注·河水注》云定襄郡之武进县修建了“白渠”。朔方郡之沃野县，修渠“东径沃野城南，枝渠东注以溉田”。北部的朔方等郡，人们还通引发源于阴山的泉水溪流灌溉。①在银川平原，后世有名可查的光禄渠、七级渠、汉渠、尚书渠、御史渠、高渠等古渠，均被认为是汉代开凿。东汉顺帝承建四年(127年)，恢复朔方、西河、上郡三郡，遣返徙民，“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激河”即在灌渠取水口处的黄河中以石修筑迎水长堤，抬高渠口水位，引水入渠，实现自流灌溉。②据有关研究，汉代仅银川平原一地，灌溉面积已达今亩约50万亩，③故整个河套的灌溉效益定然相当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