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战时期桂林教育运动概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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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抗战时期；桂林；教育运动
[论文摘要]概说了抗战时期桂林教育运动的盛况、特色及其兴盛的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文化知名人士云集桂林。先后到过桂林的文化人数以千计。其中闻名全国的近200人。“留桂文化工作者，无论质和量，有一个时期占全国的第一位。”其时桂林人口不足10万，竟汇集如此众多的文化人，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聚集桂林的文化人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结成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文化运动，使桂林的文化运动一度成为国统区抗日文化运动的中心，被誉为我国抗日大后方的一座“文化城”，驰名中外，在我国现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抗日教育运动是抗日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闻出版、文学艺术一样，当时桂林以至整个广西的抗日教育运动也是十分活跃，对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桂林文化运动的丰碑上铭刻着光辉的烙印。
桂林文化城的始末时间，是从1938年10月起至1944年湘桂大撤退止，前后6年时间。但就桂林抗日教育运动而言，应始于1933年广西推行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这是因为，在国民党的政治集团中，新桂系是较早走上抗日道路的派别。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华的步伐，亡国危机日益严重。新桂系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揭起“抗日救国”的大旗。1933年李宗仁发表了(焦士抗战论》，认为中国“今日只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日图存，便是投降卖国”，“与其听任敌人蚕食而亡国，毋宁抗战以图存”。桂系领袖们认识到，兴办教育，通过学校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国民同仇敌汽，一致抗日，是挽救中国的必要措施。因此，广西省政府于1933年就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对于这个运动的宗旨，当时广西省教育厅长雷沛鸿指出，这一教育革新运动是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灭亡，达到民族中兴的愿望。”所以，桂林抗战时期教育运动，应以1933年广西推行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为发端。
这里应首先说明，桂林作为抗战时期广西省省会，是广西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方针、政策的策划中心。影响之所及不只局限于桂林，而是全广西。因此，本文中引用了一些整个广西的有关材料统计数据，以说明问题。
一、抗战时期桂林教育运动盛况
抗战时期桂林教育事业兴旺发达，取得巨大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群贤荟萃，人才济济
抗战初期，已有一些进步的教育家、学者、教授应广西当局之聘来桂任教。例如1932年成立广西师范专科学校，聘请国内著名进步人士杨东药为校长。杨东纯到任后，聘请留苏回国，大革命时期著名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第三党代表朱克靖来校担任教务长(当时朱同党失去联系)，共产党员、经济学家薛暮桥，朝鲜共产党员金奎光，语文教育家陈望道，左联作家夏征农、沈起予、杨潮、崔真吾，历史学家邓初民，哲学家马哲民等来校任教。1936年，广西省会从南宁迁桂，在广西省教育厅工作和广西大学任教的教育家、教授也随之迁桂。例如，邱昌渭(曾任广西省教育厅长)、雷沛鸿(30年代至40年代曾先后4任广西教育厅长)，马君武(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长，广西省省长，两任广西大学校长)，白鹏飞(广西大学校长)，盘珠祁(广西大学副校长)，千家驹(任广西大学教授、广西地方建设干校指导员)等等。1938年，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大批教育家、教授、作家先后从沦陷区撤退疏散到桂林，或任教育行政要职，或在大中学校任教，或组织教育社团，或办报纸杂志，或从事教育研究，或一身兼数职，或暂时居住。当时集中在桂林从事教育工作的教育家、教授、作家、学者、除上述外，尚有:陶行知、梁漱溟、林砺儒，李四光、李达、王力、曾作忠、陈翰笙、董渭川、朱智贤、陈此生、朱希询、高阳、尚仲衣、黄朴心、黄现播.秦牧、黄庆云、杭维翰、林焕平、苏萝西、陈鹤琴、张铁生、秦柳方、陈剑愉、陈竺同、杨晦、穆木天、陈残云、黄宁婴、张毕来、石兆棠、王鲁彦、方敬、万仲文、冯振、司马文森、黄新波、宋之光、张锡昌等等。这些优秀文化教育人才，大多是饱学之士，学有专长，受过良好的东西方文化教育，根基深，功底厚，他们把东西方两种文化教育带到桂林。开创桂林教育的新局面。
(二)社团众多，活动频繁
抗战初期，桂林没有教育社团组织。1936年广西省教育会随省会迁桂，始有教育社团。次年爆发卢沟桥事变，大批教育家会集桂林。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教育社团激增。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广西省教育会，1908年在桂林创建，1911年迁南宁，1936年迁回桂林，有会员约13000余人，理事有李任仁、蒋培英等17人。桂林市教育会，成立于1940年，肖恩霖等12人任理监事。生活教育社，1938年12月成立，陶行知为理事长。中华职业教育社广西职业教育辅导委员会，成立于1939年12月11日，邱昌渭、马君武为理事。中华教育会广西分会，1942年1月1日成立，雷沛鸿任理事长。中华职业教育总社，1938年从江苏迁桂。广西省会战时民众教育指导委员会，1938年成立，邱昌渭为常务委员，万民一、李任仁、雷沛鸿、雷殷、陶行知为委员。这些教育社团根据各自的宗旨和章程，积极开展各种抗日宣传活动，或办刊物，或举办职业培训班，或举行研讨会、讲演会、座谈会、时事报告会。例如中华职业教育总社1938年10月成立，11月6日至12月19日，一个多月时间内就举行了9次时事报告会，聘请郭沫若、陶行知、千家驹、范长江、鹿地豆、万仲文、盛成等人主讲抗日时事。每次听众都逾千人，多达2000余人。桂林多山洞，1938年经过几次空袭之后，老百姓无论有无警报，都扶老携幼跑进山洞躲藏。这些山洞是天然的教室，躲避空袭的老百姓有时间学习，知识分子是现成老师。广西教育厅为普及成人教育便利用岩洞开办学校，进行战时教育，由省会战时民众教育指导委员会具体运作。
(三)期刊激增，琳琅满目
抗战初期，桂林没有公开出版教育杂志。抗战期间，教育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广西省教育厅编辑出版的(基础教育》(半月刊),1937年1月16日创刊。《教育与民众》(月刊),1929年在江苏创刊，1939年在桂复刊，江苏教育学院研究实验部编辑，董渭川任主编。撰稿者多是教育名家，如雷沛鸿、董润之、高阳等。《广西教育通讯》(半月刊),1939年9月创刊，广西教育厅编审室编。为该刊写稿的有雷沛鸿、程今吾、卢显能、朱化雨等。《教育与文化》(月刊),1939年8月创刊，广西省教育会主编，撰稿者有白鸿飞、高雁秋、童润之、唐现之、姜君辰.董渭川、刘季平、朱智贤、刘介等。《广西教育研究》(月刊),1941年1月11日创刊，广西教育研究所编。为该刊撰稿的有林砺儒、林仲达、董渭川、朱智贤、苏希询、金开山等。《国文月刊》，1940年6月16日在桂林创刊，昆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编辑.浦江清主编，编委有朱自清.罗庸、魏建功、余冠英、郑婴、罗常培、王力等七人。在昆明编辑，桂林印刷出版，开明书店发行。为该刊写稿的大多是著名的教授、学者。如朱自清、沈从文、施蛰存、吕叔湘、王力、闻一多、叶圣陶、余冠英、魏建功等.《国民教育指导》(月刊),1941年7月创刊，由教育部国民教育司与广西省教育厅合编。为该刊撰稿的有苏希询、唐现之、戴自俺、金开山、卢显能、朱智贤、童润之、张家瑶等。《国文杂志》(月刊),1942年8月l日创刊，叶圣陶主编。为该刊撰稿的多是语文学家、教授和教育工作者，如王力、吕叔湘、朱自清、宋云彬、曹伯韩、傅彬然、叶苍岑、谭巫模、朱东润等。《中学生》(战时半月刊),1930年在上海创刊，夏丐尊、金钟华、叶圣陶主编，1937年8月因上海沦陷停刊，1939年5月在桂林复刊。1941年11月由月刊改成战时半月刊，仍由叶圣陶主编，编辑有王鲁彦、宋云彬、胡愈之、覃祖璋、唐锡光、丰子恺等，但由于叶圣陶远在四川，其他编委又忙于其他工作，无法兼顾，实际工作由宋云彬、傅彬然在桂林集稿编辑排印，同时在渝、昆两地印行。为该刊撰稿的多是文艺界、教育界的名人，如巴金、张天翼、司马文森、谭巫模、夏衍、李达、林林、秦似、王西彦、朱自清、邵荃麟、韩北屏、吕叔湘等等。
(四)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广西地处西南边睡，一向被视为穷乡僻壤，“地膺民贫”，是我国28个省市中的穷省。抗战前由于连年战乱，横征暴敛，经济贫穷，教育衰败。抗战期间，日寇先后两次入侵广西境内，全省103个县市被敌蹄蹂厢的达75个县市，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学校受到严重破坏，雪上加霜。在这种极其艰难的情势下，桂系集团为了适应抗日的需要，仍然坚持推行普及基础教育，注重发展成人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抗日救亡的爱国情绪激励着广大群众的学习热情，从上到下掀起大办教育的热潮。因此，尽管环境极端困难，教育仍有很大发展，无论学校间数，还是儿童和成人人学人数，增长速度都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据资料统计，1932年，广西共有小学13170所，到1940年增至21591所，新增达8419所，平均每年增加100()多所;从人学儿童来看，1932年全省在校小学生600134人，1940年1587097人，增加986963人。平均每年增加12万余人，194。年入学儿童占适龄儿童的81%。这在广西来说是空前的，就全国来说也属罕见。同一时期，全国经济、文化基础最好的江苏省，适龄儿童人学率也不过13%}。中学教育亦有较快的发展，1932年全广西普通中学64所，在校学生是45892人，1940年，全省普通中学132所，在校学生65469人，另有国民中学51所，在校学生11000人。成人教育发展更为迅速，1932年，广西受成人教育人数24087人，1940为329498人增长了13倍多，15足岁至45岁成人民众己有国民知识及在学者共48卫226人，占成人总人数的84.5%。
当然也应该看到，由于国民基础教育运动顺应时代要求、合乎民意，发展迅猛，而师资培训、校舍设备、经费等方面准备不足，不能适应要求，致使教育质量较低。当时教育部视察员陈达先生在桂林、苍梧、庆远(今宜州)、武鸣等地进行视察后说:“在量上早已达到水准，在质上则较之他省稍差，尤以师资、设备为甚。”②这总体评价是中肯的，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取得数量质量双丰收是很难办得到的，能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大面积的普及教育，即使质量较差也是很了不起的。
二、抗战时期桂林教育运动特色
(一)用行政力量直接推动教育，形成大办教育的群众运动
桂系首领多受过近代文化教育(李宗仁毕业于广西陆军速成学校，白崇禧毕业于保定军宫学校，黄旭初是北京陆军大学毕业)，懂得教育对他们治理广西、复兴中国的战略意义，因而比较重视教育。这不但表现在他们制定的“广西建设纲领”中明确规定实施政治、经济、军事需要的教育，而且身体力行。早在1926年，李宗仁北伐到上海，亲自登门邀请雷沛鸿回广西来任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1932年，李宗仁再顾茅庐，到上海金神父路(今瑞金路)雷沛鸿寓所，敦请因政局多变离开广西的雷沛鸿重回广西主持教育行政之责，并且允许雷按自己的理想和办法行事。白崇禧、黄旭初都曾鼓吹教育的重要性，经常引用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俄国，普法战争中普鲁士战胜法国都赖于小学教育成功的例子，借以鼓励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切实搞好教育。其次，为使行政教育部门的决策能够得到贯彻实行，畅通无阻，许多教育行政的决策都以省政府的名义颁布，用政令下达各县、乡、村推行。另外，组织机构上实行一校三用，一人三长制度，即学校也是乡公所和民团队部，校长也是乡长和民团队长，集政、军、校之长于一身，从而保证教育政策法令的推行。最后，省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政绩实行严格考核，奖惩分明。1935年颁布的《广西各县实施强迫教育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各县对区、乡、镇、村、甲长及校长办理实施强迫教育，应随时严厉督促，严格考核。如有办理成绩优良者，由县或转呈省政府从优加奖;如有奉行不力者，从严惩处。”而且令出必行。1939年在成人教育年中由于积极工作获晋级、记功、嘉奖的县长27人，但一也有3名县长被申斥或记过。许多乡镇村长也根据办理国家基础教育的功过分别受到各种奖励或处分。这种严格的法制在广西以至全国教育史上都不多见。
(二)从实际出发，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建立适应国情的教育体系
辛亥革命以后，我国的教育体系在形式上有所进步，仿效日本和欧美教育制度，废科举、兴学校。但是，“学而优则仕”的办学宗旨、教育与生活脱节，教育为少数人所独占，学校与社会绝缘都没有改变。
如何改变这种不切合中国社会实际的教育?当时许多教育改革家提出了各种主张，设想过许多改革方案、进行过各种改革实验，有的还很有市场。在这方面。广西当局及教育设计者独树一帜、从本省实际出发，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改革方案，对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乃至高等教育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
1、普及国民基础教育
1933年广西当局在全省范围内大规模推行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这个运动的中心思想首先是为了实现教育大众化，使人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其次，是为了改造社会，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第三，是为了改造旧教育，探索一种新的适合国情的教育制度。这个运动以政治力量为主，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为辅，以国民基础教育的力量促进本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正是从社会改造的全局着眼，国民基础教育把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融为一体，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打成一片。将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合校办理，实行强迫的免费的义务教育，这是我国教育创造性的举措。广西是个穷省，如果要求施行普及小学教育的同时，又拿出一大笔经费来办成人学校，复聘成人学校教师，显然力不从心。唯一的办法是合二而一，兼施并进。重要措施如下:
(1)规定不分男女，不分贫富，不分城乡，全省8―12岁儿童，强迫接受两年的基础教育。经济条件较好的儿童，可以接受4―6年的基础教育。13―18岁者，强迫接受一年的基础教育。18岁以上的文盲，都要强迫接受6个月的基础教育。这个学制是根据广西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许多家庭无法支持其子女完成六年小学学业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
(2)规定全省每一村街普遍设置国民基础学校，为上述对象实施国民基础教育，对穷乡僻壤，苗岭瑶山也不例外。针对居民住得过于分散以及学生家庭生活困难不能整天人学的情况，还采取多种办学的形式。例如间日制、半日制、小先生制等等。
(3)规定全省每一乡镇普遍设置中心国民基础学校。中心国民基础学校负有辅导本乡镇所属各村街的国民基础学校的责任。
(4)为了保证教育质量，要求简化课程，精选教材，提高教学质量。
(5)为了让儿童易于接受教育，把儿童始学年龄推迟到8岁，但也让8岁以前的儿童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又规定在国民基础学校中，尽量设置前学龄儿童教育班，或单独设置，另有教材。
(6)为了让每个儿童和失学青年与成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规定免收一切费用，并免费发给课本。这在经济困难的广西，实为壮举。
(7)为了贯彻教育与生产相结合，让学生实际体验生产劳动生活，并从生产劳动中改善自己的学习生活，规定每一所中心国民基础学校必须设置小工场。
(8)为了保证学校必要的经费开支，让学校稳定发展，规定每一所国民基础学校和中心国民基础学校必须筹集相当资金(在农村，一般是农田)。
(9)为了提高教师的水平，保证教学质量，除了规定中心国民基础学校的辅导责任外，并大力办理一般师范和简师，特别是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开办’‘特种师范学校”，培养少数民族教师。这在当时，也是广西一种创举。
广西推行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的成绩和经验，为当时教育界人士瞩目称羡。曾吸引来自国内众多的参观考察者，并受到高度的赞扬。1940年，教育部在一次致广西省教育厅文中称广西“国民教育事业具基础，一切设施，多堪他省取法”。这一年，教育部颁布《国民教育实施纲要》，要求全国各省市立即着手制定本省市国民教育五年计划，并付诸实施。将《国民教育实施纲领》与前几年颁布的(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六年计划大纲》和《广西国民基础教育办理通则》对照比较，可以看出，两者间不少主张和做法(如实施计划，学校设置、编制、组织、教育辅导等)“如出一辙”。换言之，即当时教育部吸取了广西推行普及基础教育运动的成功经验，推广于全国。
2、创建国民中学，改造中等教育制度
当时的中等教育制度，是模仿“三・三”美国式的学制，它突出的弊病是纯然为升学服务。对初、高中生，不问兴趣，不计能力高下，也不管家庭经济承受能力，都要他们为升学而学习，而不考虑这些学生将来有无能力升学，升不了学怎么办?而且，大学教育以人学考试作为指挥棒，居高临下地控制着中学教育，使普通中学完全依附于大学，成为大学的预备科。实际上，中学毕业后能升学的寥寥无几。而大多数不能升学的学生陪着极少数能升大学的记诵死教材，学的没有用，有用的没有学，毕业后没有就业本领。这是旧教育制度造成的最大浪费。1936年广西创设国民中学既是作为国民基础教育的衔接，让更多的小学毕业生升人中学，也为了适应地方建设的需要，培养基层建设人才。它与普通中学并存，彼此关照，分工合作，各自负起特殊的任务，以适应社会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要。
广西当局创办国民中学采取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措施:
(1)本着“以教育改造助成社会”的精神，对学生实施两大教育:其一为公民训练，其二为人才教育。前者是对学生实施思想品德教育，以培养继承和创造民族文化之健全新公民。后者则根据学生个性差异及社会需要，对做人做事的人才教育，使升学者得以继续研究高深学术。因各种条件限制不能升学者也学到就业本领，成为地方初级建设人才。这样，就打破了以升学为唯一目的的普通中学一统天下的局面。
(2)国民中学学制为四年，比普通中学短两年，招收中心国民基础学校毕业生及同等学历者，前三年以普通人才教育和文化学习为重点。凡有志升高中或其他中等专业学校的，读满三年可以让他们报考。第四年重点在实用教育，按各地环境需要分组实施，加强专业训练，使学生毕业后有本领为社会服务。四年修业，时间上不要求一气呵成，前三年课程每年有一个重心，学生修毕一学年课程。如有因需要被派往指定地点服务，或自行参加工农商生产者，可呈请休学。服务期满，仍可返校复学。毕业后，有委任公务人员的资格，也可报考高等院校。这种灵活的学制，照顾到生活困难的学生，保证最大限度地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
(3)国民中学以县立为原则，全力培养基层建设所需要的各种初级人才。所以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上以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生产劳动和地方建设为基本内容。人文科学侧重历史和语文学科;自然科学含算学、生理卫生、生物、理化，为一般的文化陶冶，不过早专攻;生产劳动注重农业实习及农技推广;地方建设是辅导中心国民基础学校的教学活动及参加地方上建设实践。在课程设置上，国民中学不设英语，而增设政治、社会服务，生产技术等科目，有利于学生接触实际，接触社会，增长才干。